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六日午时前后，苏州娄门外，数千名已经放下武器的太平军降兵降将，被淮军士兵团团围住，一场精心策划的屠杀就此展开。
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等八位降将在城中刚刚赴宴，席未及半便伏兵四起，被当场斩杀。随后，埋伏于城外的淮军对已缴械的降兵营地发动突袭，枪炮齐鸣，刀矛并举，方才还沉浸在免死归顺幻想中的太平军士卒，转眼便尸横遍地。
次日清晨，常胜军统领戈登赶到现场，望着遍地尸骸浑身发抖，怒不可遏，随即四处寻找李鸿章，扬言要与他决斗。
这便是晚清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苏州杀降”事件，而被追杀的当事人李鸿章，事后却轻描淡写地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只说“将逆首郜永宽等骈诛”，对屠戮降兵一事几乎一笔带过。

要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得从苏州围城说起。
1863年，李鸿章率领刚刚练成的淮军，会同戈登统领的常胜军，从上海一路向西推进，势如破竹地打到了苏州城下。苏州是太平天国苏福省的首府，李秀成的根据地，城中守军数万，由慕王谭绍光统领，麾下还有纳王郜永宽、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嘉等几位封王将领。
攻城战打得极为惨烈，淮军和常胜军连续猛攻数月，伤亡惨重，苏州城却岿然不动。就在李鸿章一筹莫展之际，一个意外的机会出现了——苏州城内的几位带兵将领与主将谭绍光之间产生了无法弥合的裂痕。
郜永宽这帮人原本是李秀成的嫡系亲信，但此时李秀成已经离开苏州回天京救驾，留下慕王谭绍光主持大局。谭绍光对太平天国忠心耿耿，誓与苏州共存亡，可郜永宽等人眼见天京被围、大势已去，心中早已动摇。他们通过原太平军降将、时任淮军总兵的程学启，与李鸿章搭上了线。双方几番密使往来，最终谈妥了条件：郜永宽等人献出苏州城，刺杀谭绍光，李鸿章则承诺保全他们及其部属的性命，并许以官职赏银。
在谈判过程中，戈登也参与其中，并以自己的名誉向降将们做了担保。这位笃信欧洲战争规则的英国军官认为，谈判投降的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双方都必须遵守。

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郜永宽等人依约行事，在军事会议上刺杀了谭绍光，砍下他的首级，打开苏州城门迎接淮军入城。
当天晚上，李鸿章设宴款待八位降将，觥筹交错间，气氛看似一片祥和。然而仅仅过了一天多，十月二十六日，李鸿章便以议事为名，将郜永宽等人再次召至大营，接着就上演了开头的一幕。
杀降的消息传到戈登耳中时，这个英国人认为自己的名誉被玷污了，提枪要找李鸿章拼命。
这场风波最终由朝廷出面安抚，又经赫德等海关洋员的居中调解，给了戈登一笔赏银作为补偿，才逐渐平息，但戈登对李鸿章的个人看法始终没有改变，认为他在道德上有严重缺陷。

那么问题来了，李鸿章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干“杀降”这种自古以来被视为不祥的恶行？
老黑以为，仅仅用“心狠手辣”四个字来解释，显然太过肤浅。李鸿章之所以执意要这么干，有两个现实原因，一是成建制的太平军降军极为危险，二是他缺军饷，没有钱。
从性格角度，这恰恰触及了李鸿章性格中最核心的特质：在他的价值排序里，结果永远高于原则，实效永远压倒虚名。“杀降不祥”这四个字，说到底是古人基于因果报应观念的一种道德禁忌，对于一个读圣贤书长大的传统士大夫来说，这种禁忌是有分量的。但李鸿章这个人，骨子里是不信邪的。他信的是权力，是利益，是生死存亡的现实。在他看来，骂名是虚的，一个督抚的政治前途和一支军队的生存安全，才是实的。

这件事传开后，官场震动。
最耐人寻味的是曾国藩的态度。得知苏州杀降的消息后，他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句话：“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注意这四个字，“眼明手辣”——“眼明”是赞他看得准，“手辣”是说他下手狠。曾国藩对这件事没有进行任何道德层面的批评，反而流露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欣赏。
其他同僚的评价则褒贬不一。左宗棠素来与李鸿章不睦，听说此事后，毫不客气地斥之为“市井无赖之所为”。左宗棠并非反对杀人，他后来平定陕甘时杀伐之重丝毫不亚于李鸿章，但左宗棠重名节、讲格局，凡事讲究“堂堂正正”，对这种诱杀降将的背信方式极为鄙夷。
而以恭亲王奕䜣、文祥等人为核心的朝廷中枢，态度则更加直白：嘉奖。

总的来说，透过苏州杀降这件事，足可见李鸿章是一个冷酷的实用主义者，实用到可以毫不犹豫地践踏信义；同时他又是一个孤独的承受者，承受着来自同僚的鄙夷、洋人的咒骂和后世史书的挞伐，却至死不认为自己错了。
多年以后，当甲午战争的惨败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时，有人翻出苏州杀降的旧账，说这是“杀降不祥”的报应。李鸿章听后沉默良久，只对身边的人说了一段话：“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他没有直接回应杀降之事，但这段话里弥漫着深重的无力感和宿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