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杂牌军将领，他曾获得蒋介石的高度信任，究竟为何到了晚年却被蒋介石无情抛弃？
1948年10月的徐州，枪声未歇，电台里却突然传来一封加急手令——“第七绥靖区所属各部即刻停步，不得东进”。副官愣住：“司令，这可是救黄百韬的最后机会！”萧之楚放下耳机，只淡淡答了句：“命令如此，硬顶也没活路。”几分钟后，他让通讯兵回电表态，同时收起所有进攻部署。那一刻，他完全按蒋介石的节拍行事，却也种下了被弃的伏笔。
这个伏笔若要追溯，得回到1929年蚌埠。那时的44师本是皖系杂牌，内部意见乱成一锅粥。总司令方振武被扣在南京，师部里有人主张倒向桂系，有人鼓动兵变，局势一触即发。萧之楚只是参谋处长，却在关键会议上提出保持原地待命，等待中央回音。理由很简单：兵齐、粮缺、后路又被截，冒然起事等于自投罗网。几个愤怒的营长拍桌子，他却一句话压场——“想赌命可以，但要拿兄弟们的命一起赌吗？”会场瞬间安静。事后南京方面果然连发电报，承诺维持编制并拨饷。44师因此避过内耗，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之楚可用”。

蚌埠之后，萧之楚调任师长。没多久，武汉整编会议上，他被分派去与老对手徐源泉合组第10军。外界以为两人必有冲突，结果却相安无事：徐源泉要兵要枪，他给补充计划；自己缺补给，则用徐系后方仓库解决。有人暗笑“上阵亲兄弟”，实则双方都看得清：彼此不是同志，却是各自活下去的台阶。蒋介石正是利用这种互相掣肘，稳住了一个新军系雏形。
抗战爆发后，26军被拉到上海闸北堵口子。日军猛攻三周，城市废墟寸土必争。萧之楚下令：敢私退一步，军法处置。参谋低声提醒：“咱们可没中央军的火力。”他冷冷回了句：“没有后路，自然就能死守。”这一守，竟撑到大部队总体撤离。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检讨会时点名嘉奖，却只给了一个中将衔，没有更多兵源。外人替他抱不平，他自己心知肚明：战功能加分，真正让委员长放心的还是“听话”。

1940年枣宜会战成了分水岭。日军几路合围，26军防线最先被切开。战斗结束后，中央舆论矛头直指萧之楚，参谋总长主张撤职。蒋介石却把他调进军事参议院，既没褫夺军衔，也不让他继续指挥主力。有人暗地议论：“这就是信任？”萧之楚后来回忆那段时间曾私下对老部下说：“让你站在枪口上，再夸你勇敢，未必是好事；能留条命，总还有翻身机会。”
机会果然来了。抗战胜利后，国军扩编，第七绥靖区设在皖北，管着五万余人，中外行家都视为“杂牌里最大的一块肥肉”。萧之楚得令就任，外界以为他要靠山吃山，却不料他先遣副官去各旅抽换机关枪，让旧派系的基层火力被打散，从此只听司令部号令。蒋介石收到报告后批字：“守成得法，可再观察。”这一观察就是两年。

时针转到1948年底淮海战役。黄百韬兵团被围，电报向萧之楚呼救。前线军官劝他抢渡洪泽湖去接应，他起初同意，急调舟桥器材。然而南京的那封手令一下，他立即折返。“司令，兄弟部队在等咱！”“没用，撑不过去只多送人头。”短短两句对话，道尽了杂牌将领活在夹缝中的尴尬：不能背令，又要背锅。

撤退台湾的决定并不戏剧化。1949年4月，南京渡口一片混乱，他登舰前回望对岸，只交代文书封存第七绥靖区档案，随后命人点名清点，竟未遗漏一人。到高雄登陆后，他被安排在凤山军校任职，权力不大，清闲不少；可到了1953年，蒋介石重组防区时，名单里已不见萧之楚。外界猜测他被“雪藏”，原因众说纷纭，最常见的解释是：关键时刻听令停援固然顺从，却也暴露了无力打开局面的局限，留着便成了政绩的反例。
从蚌埠的一次“中立”，到淮海的一声“停步”，萧之楚始终没有走出标准的杂牌军逻辑——靠忠诚上位，又因执行而被边缘。不得不说，这种命运并不稀奇。在那个派系林立、枪杆子与筹码同义的年代，很多将领都在同一条轨道上循环：先被需要，再被取舍。萧之楚只是把这种循环走到了极致，走到晚年回首仍找不出跳脱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