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同学接受采访，透露暂停举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怕了，也不是因为受到了某些人的威胁。而是担心举报的人数过多，大家听着听着就麻木了，而且还会造成一种法不责众的感觉。

这话说得太实在了，实在得让人有点难受。过去四十来天，从同济的王平开始，再到南开的、中山的、上海大学的，耿同学硬是凭一己之力拉下了五六个“长江”“杰青”，全是顶刊论文，造假手段低劣得让人笑不出来——一整列数据末尾全是5，两列数据之间精准相差0.3，编造的时候连个随机数生成器都懒得用。但最荒诞的不是造假本身，而是一个肄业博士把这事儿捅出来了，那些本该审核、把关的学术委员会、期刊评审，全都没发现。

耿同学这人的经历其实挺让人唏嘘的。父亲在工地受伤，老板扔下2000块钱就跑了，家里欠了十几万外债，父亲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他本科毕业去疫苗厂，配生理盐水，一个月3000多，而隔壁研发部一个二本硕士拿6000多，就因为他有个硕士文凭。

这事儿刺激了他，一路念到北航博士五年级，却临近毕业时退了学。他说，如果没认真做好科研就混到博士学位，他会更愧疚。这话搁在那些造假论文混“帽子”的“杰青”身上，真不知道该怎么比。

但真正让他暂停的，恐怕比他嘴上说的复杂得多。母亲和妻子都在劝他停手，出门还得报备。他手里还捏着同济、华东师大、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四个学校的五个“杰青”材料，Nature正刊子刊都涉及，他给这些人一个自查的机会。与其说是给机会，不如说是在试探这个系统的底线——如果连实名举报都解决不了问题，如果“法不责众”真的成了学术圈的护身符，那他再爆一百个又有什么意义？

老实说，耿同学的担忧很清醒。举报一个是大新闻，举报五个公众还会跟着愤怒，举报五十个呢？每个人都会麻木。麻木之后，那些被举报的人反而会因为“人太多”而处罚变轻，甚至不了了之。这是咱们这个环境里最让人绝望的地方——不是没人敢站出来，而是站出来的成本越来越高，得到的回报越来越薄，而那些造假者却在人头攒动中悄悄躲进了阴影里。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句：为什么一个肄业博士生能做到的事，那些拿着国家经费、顶着各种头衔的学术监督系统，几十年来都没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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