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趁妻子出差，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含泪吻了吻儿子：爸爸对不起你！谁料这一举动，竟救了无数中国儿童。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顾方舟 | 他为全中国的孩子彻底消灭了这种传染病！）

1957年的中国，小儿麻痹症像一场无声的瘟疫，在各地蔓延。

江苏南通率先暴发疫情，短短几个月里，上千名儿童瘫痪，几百个孩子失去生命。

医院走廊里挤满了哭瞎眼的父母，医生们面对这种病毒束手无策，只能一遍遍重复“治不了”。

那时候，国内连像样的病毒实验室都没有，更别提疫苗了。

美国虽然有疫苗，但一针要15万美元，还得打三针，对普通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苏联那边也不愿真心帮忙，只给了点皮毛资料。

就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环境下，30出头的顾方舟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

他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手里攥着病毒学博士学位，可国家给他的，除了一个任务，就只剩一片空白。

为了把这要命的病毒摸清楚，顾方舟带着团队扎进了昆明滇池边的荒地。

那地方真叫一个荒凉，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实验室得自己盖，砖一块块垒，房梁一根根架，足足建起十九栋楼。

他们用猴子做实验，一年多时间里，两百多只猴子成了研究对象，病理切片堆得老高。

日子过得像打仗，顾方舟经常整宿整宿不回家，刚出生的儿子顾小东，长到一岁多，见父亲的次数屈指可数。

1959年，第一批液体疫苗总算在动物身上试成了，效果不错。

可新问题又来了：动物没事，不代表人就安全，尤其是7岁以下的娃娃，体质和大人差得远。

谁敢让孩子第一个试药？

实验室里鸦雀无声，没人敢接这话茬。

顾方舟没吭声，悄悄把一小瓶疫苗掖进了衣襟。

那天他特意让妻子李以莞出差，自己留在家里带儿子。

小东刚满周岁，正蹒跚学步，咿咿呀呀地喊“爸爸”。

顾方舟蹲在孩子跟前，手抖得厉害，心里像被刀割。

他想起了南通医院里那些瘫痪的孩子，腿细得像柴火，家长眼睛肿得桃子似的，又想起自己是项目组长，要是自己都不敢带头，这疫苗永远推不动。

他狠下心，把药水全灌进了儿子嘴里。

孩子被呛得直咳嗽，小脸涨得通红，顾方舟一把搂住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嘴里念叨着“对不住”。

接下来的一个月，他没敢合眼，天天守着儿子，量体温、看皮疹，生怕出一点岔子。

妻子回来得知真相，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骂“没良心”。

顾方舟没辩解，只默默递上一摞病历，上面全是和小东一般大的患儿。

妻子看着看着，火气消了，转而和他一起守着孩子。

孩子平安无事，这消息像颗定心丸，整个团队都活了过来。

同事们见组长连亲儿子都豁出去了，哪还有退缩的道理？

纷纷带着自家娃加入试药行列。

疫苗算是闯过了安全关，可更大的难题还在后头。

那会儿中国穷，农村连电都不稳，更别提冷藏车和专业冰箱了。

液体疫苗娇贵得很，离了冷链就得废，想运到偏远山村，简直是痴人说梦。

顾方舟看着儿子追着要糖吃的馋样，脑子忽然开了窍：干嘛非得是药水？

做成糖不行吗？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再也按不下去了。

他和团队埋头苦干，把疫苗裹进糖衣里，做成一颗颗小小的糖丸。

这法子看着土，实则高明得很。

糖丸不用冷藏，揣在兜里就能走，赤脚医生骑辆自行车，翻山越岭也能把疫苗送到最穷的寨子。

孩子爱吃，不哭不闹，防护效果还超过九成。

1960年，糖丸开始在全国推广，小儿麻痹症的发病曲线像断了线的风筝，一头栽了下来。

顾方舟没停步，又花了十年工夫，把原来要吃好几次的疫苗，改良成一粒就能防三种病毒的“三价糖丸”。

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证实报告上签下名字。

那一刻，他想起43前那个喂药给儿子的下午，想起那些熬红的眼睛和提心吊胆的日夜。

2019年，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他这辈子，没攒下什么家业，就攒下了一颗糖丸。

那糖丸甜过，也苦过，最终护住了几代中国孩子的双腿。

如今街头奔跑的孩童，大概很少知道“小儿麻痹症”是什么了，但那份用血肉之躯铺就的防护网，至今仍在无声地守护着他们。

顾方舟的名字，就像他研制的糖丸一样，早已融进了中国公共卫生史的血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