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灵武宣告解放后，宁马128军军长卢忠良见大势已去，把贺兰军军长马全良、11军军长马英才等召集到一起，对他们无奈地说道：“解放军兵临城下，马主席走了，大少爷(马敦厚)走了，连司令官(指马敦静)也走了，你们准备怎么办？我准备起义！”

那间屋子里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几个人围坐在一张破旧的木桌旁，外头隐约传来零星的枪声，像是给这场会议敲着边鼓。卢忠良话音刚落，马全良就抬起头，眼珠子瞪得溜圆：“起义？卢老哥，咱们手底下那些弟兄，跟解放军打了这么多年，人家能饶了咱们？”马英才没吭声，闷头抽着烟卷，烟雾缭绕里看不清表情。

卢忠良一巴掌拍在桌上，震得茶碗盖子叮当响。“饶不饶的，你我说了不算。可你看看眼下这局面，马鸿逵早飞了重庆，大少爷跟着跑了，连马敦静那个平日里吆五喝六的主儿，临走连个屁都没放。咱们算啥？替他们看门的狗？门都塌了，狗还咬个什么劲？”他越说越激动，嗓子都哑了，“我手底下那些兵，三天没吃上热乎饭了，饿着肚子跟人家打，打什么打？”

这话说得实在。在场的人都清楚，所谓的“宁马”早就是空架子。马鸿逵这些年只顾着扩充自家私产，把搜刮来的金银细软一车皮一车皮往兰州、重庆运，底下当兵的连军饷都拖欠了半年。1949年秋天，解放军十九兵团从陕西压过来，一路势如破竹，马鸿逵吹嘘的“贺兰山防线”三天就崩了。他老人家倒是精明，一看势头不对，立马带着细软和姨太太们上了飞机，临走还撂下一句“我去南京请示”，这一请示就再没了下文。

马全良沉默了半天，终于开口了：“卢老哥，我不是不愿意。可咱们起义，总得有个说法吧？是投诚还是改编？弟兄们的命根子能不能保住？”卢忠良摆摆手，语气缓下来：“我托人跟解放军那边搭上线了。人家的条件我打听过，放下武器，保证生命安全，愿意留下的改编，想回家的发路费。你们听听，这条件，够仁义了吧？”

马英才这时候把烟头往地上一摁，说了第一句话：“仁义不仁义的，那是后话。我就问一句，卢军长，你说起义，是真心想明白了，还是被逼得没办法了？”这话问得刁，屋子里又安静下来。卢忠良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苦笑了一声：“真心？咱们这些人，从跟着马鸿逵那天起，抢地盘、抓壮丁、跟红军打、跟解放军打，手上能没沾过血？我说真心，你信吗？可眼下两条路，一条是等着被围歼，自己和弟兄们一起完蛋；另一条是放下枪，保住几千条性命。你说我选哪条？”

这番话倒是掏了心窝子。说实话，这帮旧军阀所谓的“起义”，有多少是出于对人民的觉悟？更多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保命之举。卢忠良也好，马全良也罢，他们不怕解放军，怕的是自己人算后账，怕共军不饶他们，更怕马鸿逵哪天回来把“叛徒”的帽子扣上。可马鸿逵都跑了，谁还管得上这些？

几个人又嘀咕了半天，最后马全良先站起来：“行，我听卢老哥的。不过咱得把条件谈死，写明白，别到时候翻脸不认人。”马英才也点了头。卢忠良让人铺开纸，当场草拟了起义通电，大意是：宁夏兵团全体将士，不愿再为反动派卖命，接受和平解放，服从解放军改编。

1949年9月19日，卢忠良、马全良、马英才联名通电起义。第二天，解放军十九兵团进驻银川，宁夏宣告和平解放。说起来讽刺得很，马鸿逵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马家军”，最后连一场像样的仗都没打，就在他自家人手里画上了句号。卢忠良后来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还当过宁夏军区的副司令员，1975年病逝。至于马鸿逵，辗转去了台湾，又被蒋介石冷落，最后客死洛杉矶，临死前还念叨着“回家”。回哪个家？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家，早就不是他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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