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河北肃宁县的城墙上，挂上两个人头，一个是八路军分区司令员，一个是政委，一挂就是好几个月。这两颗头颅在城楼上日晒雨淋，成了日军炫耀“战功”的标本，更是对冀中军民精神的残酷摧残，当时路过的百姓都得低下头匆匆走过，没人敢多看一眼，那种悲愤和屈辱，刻在每个人心里，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一年，冀中的天是灰的，地是红的。日本人搞“五一大扫荡”，坦克在麦子地里碾，骑兵在村道上追，见了人就杀，见了房子就烧。常德善司令员和王远音政委带着八分区的子弟兵，硬是在这种铁桶围剿里左冲右杀。雪村那一仗，打得惨啊，两千多人被上万日伪军包了饺子，机枪子弹打光了用手榴弹，手榴弹扔完了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牙咬。常司令员身中数弹倒在血泊里，敌人发现他腰里别着驳壳枪，知道是个大官，当场就砍下了他的头。王政委腿被打断，为了不拖累部队，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日本人把两颗头颅拎回肃宁县城，用铁丝穿过腮帮子，吊在城楼最显眼的地方。

我爷爷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过一回。那是那年秋天，他进城给生病的娘抓药，远远看见城墙上那两颗黑乎乎的东西。起先还以为是鬼子挂的什么破灯笼，走近了才看清那是人头，头发已经让风吹得乱糟糟，脸皮干缩得脱了相，眼眶是两个黑洞。他说当时腿肚子直转筋，不是怕，是恨得浑身哆嗦。旁边一个推独轮车的老汉小声嘀咕了一句“那是咱八路的司令啊”，话音没落，巡逻的伪军就骂骂咧咧过来了。大家赶紧低头，谁也不敢吭声。我爷爷说，那一整天他抓药的手都在抖，药铺掌柜把药包递给他时，悄悄捏了捏他的手指头，那意思是，记着，别忘。

其实日本人不傻，他们懂得很。挂人头不是图痛快，是要把老百姓心里的那口气给打散。你想想，连分区最大的官都让人砍了脑袋挂在墙上，咱这些小老百姓还能翻出什么浪？过路的人每低一次头，他们就往咱们脊梁骨上多踩一脚。可他们算错了一笔账，压迫越狠，反抗的根子扎得越深。那些低着头走过的庄稼汉，回到家把门一关，该藏粮的藏粮，该送信的送信，该挖地道的抡起铁镐比谁都狠。我爷爷后来就偷偷给武工队纳过鞋底，他妈的小鬼子，你挂你的人头，我做我的军鞋，谁怕谁。

更让人心酸的是，当时有些“自己人”也在寒大家的心。国民党那边早就缩到山里头去了，冀中平原上剩下些散兵游勇，有的干脆投了伪军，转头替日本人催粮派款。他们看着城墙上的人头，说不定还松口气，共产党少一个司令，他们少一个对手。可老百姓心里有杆秤。哪支部队帮他们打鬼子、护麦收、堵枪眼，哪支部队只会要粮要钱跑得比兔子还快，大家门儿清。常司令和王政委的头颅挂了几个月，日军换防的时候才摘下来不知道扔到了哪儿，连个坟头都没有。可冀中的庄稼地里，八路军的人马反倒越打越多。

说句不好听的，我们今天回过头看这件事，别光咬牙切齿地骂鬼子残忍，残忍谁不知道？要看出点别的东西来。日本人那种炫耀，骨子里是虚的。真有底气的人，用得着拿死人的脑袋来给自己壮胆吗？他们怕八路军，怕老百姓，怕这片土地上那股拧成绳的劲儿。挂人头就是他们的“心理战”，可惜这套把戏从根上就烂了，你吓唬得住一时，吓不住一世。常德善牺牲时才三十岁，王远音才二十六岁。他们把命撂在那儿，脑袋挂在城墙上风吹雨打，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七十年后还有人写他们的故事，换来的是肃宁那个县城里到现在还有老人指着城墙方向掉眼泪。

我写这些的时候，脑子里总浮现一个画面：深夜里，一个裹着破棉袄的庄稼人，偷偷跑到城墙根底下，对着那两个模糊的影子磕了三个头，然后抹一把脸，消失在青纱帐里。谁也不知道他是谁。可正是千千万万个这样的“谁”，让日本人的那点威风，到头来成了笑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