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都忌惮的中将特工，巧妙骗取鬼子巨额财物，还让日本少将被骑着脑袋痛哭不已！
1941年初夏的拂晓，黄浦江潮声盖过警笛，法租界愚园路那栋三层小洋房却灯火不熄。里边坐着的上海别动队负责人文强，摊开一张标着红圈的沪市地图，指尖轻敲租界巡捕房对面那幢日商大楼。
他低声说：“要钱，没有枪就是纸老虎。”副手余乐醒捏着皮帽补一句：“三百万，咱们拿得到？”文强抬眼一挑眉：“日本人不出血，就让他们流血。”寥寥十几个字，定下整场计谋。
在上海做案，先要懂得这座城市的脾气。公共租界、法租界、日占区三不管，凌晨一杯黑咖啡的功夫，一条消息可能已倒手三次。军统上海联络处能活下来，靠的不是街头枪法，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文强早年在黄埔第四期闯出来，射击、爆破都是拿手，却更信“脑子是第一武器”。外人不知，他在闹市开了间照相馆，暗桩密布，底片暗格里塞满日特内部电码。

郎本实仁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少将，自视上海皇牌。一次赴愚园公园密谈，刚下黄包车，一条毛巾湿布从背后罩住口鼻。昏迷间，耳边只剩一句粗哑的警告：“钱，还是命？”这一趟，他赔出二百八十万元法币，还得在小楼里写下“情报已收，勿再追查”的交待书。更难堪的，是他清醒后硬闯照相馆，被文强一脚绊倒，扑通跪地，帽檐歪到脑后。文强跨上去，拳风带着劲，“懂了吗？”少将哆嗦点头，眼泪涌出来，旁人看得心惊，却没人敢劝。
这笔钱犹如久旱甘霖，换来三十多支汤姆逊、上百箱药品，别动队得以在江湾、闸北连下三单，切断了日军给松沪战线输血的两条补给线。沪西平安里弄里的百姓吃到了久违的大米，有人私下称那雨夜般的撑伞人在救命，而他们并不知道錾破日军地盘的人，正藏在不远处的暗室里。

抗战远未结束，军统内部却早已暗潮翻涌。重庆本部里，沈醉接到文件：升任总务处长，顺带一句，“行动处由徐远举接手”。可创下过“全身绑炸药潜进会场”奇袭纪录的徐远举并没有感激，他咬牙嘟囔：“小沈，你倒是成了戴老板跟前的红人。”沈醉笑而不答，心里却清楚，兄弟们枪口都是对外，没必要内耗。
十年过去，山河易色。1956年，北京西山，寒风卷过功德林劳改所高墙。战犯移押首日，沈醉、徐远举、周养浩三人分在一间。周拄着拐杖，见面便冷嘲热讽：“处长来了，可有加菜？”话音未落，他抄起木凳，直奔沈醉。监房铁门“砰”地关上，气氛凝成冰。
值勤的军人并未立刻干预。沈醉挥手挡住凳子，笑道：“我来换班房，不是来吵架。云南起义后，组织给我两床棉被和半袋云腿，还热着，要不要？”周、徐对视一眼，终究放下凳子。夜深，三人分馒头、喝稀粥，火气渐熄。沈醉说：“过去的事，都是旧账。今天咱只谈怎样走完这一关。”那晚之后，再无争执。

相比这间囚室的低语，文强就住在隔壁。高墙之内，他话不多，却连看沈醉都带着淡淡轻蔑。原因很简单：在军统旧档里，文强的职务比沈醉高两级，还是蒋介石钦点的中将。当年卧底上海，他敢拉日本少将陪跑，如今却与昔日下属同为囚徒，心里难免苦涩。偶尔放风，沈醉远远见他，立正敬礼。文强微点下巴，一如昔日上海码头上对手下的默契——身份尽可更迭，规矩不可少。
功德林里的讲习班常邀老兵回顾战史。一次谈到抗战经费来源，年轻管教好奇发问：“老师，敌占区怎么筹钱？”文强只淡淡说句：“借。”一旁的沈醉忍不住笑，“那叫有借无还。”屋里一阵轻哄，气氛顿觉松快。那些硝烟年头似乎隔着铁窗，飘回众人眼前，又很快散去。

时间再拨到1964年，文强第一批被特赦，后调文史馆编资料；不久，沈醉也归乡，埋头写回忆录。两人偶遇于北京图书馆门口，彼此点头，谁都没提旧事。真正的硝烟早已消散，留下的是一摞摞被查阅的档案和一片静默。
军统这部机器，一头扎进近代中国最汹涌的漩涡，内部既讲门第也凭真本事。沈醉靠圆滑和勤勉在夹缝里生存，文强则用匕首与算盘开辟道路，同属一代，却各自书写出不同的生路。若问当年谁更值得敬畏，答案也许不在档案，而在每一次刀尖上跳舞后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