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节，纪登奎专程赴安徽拜访李葆华，为李大钊的儿子送上新春祝福哟
1953年夏天，淮河漫出堤岸，水头一路扑向平原，豫皖交界成了泽国；十年后的1964年，那些尚未愈合的水痕仍深深刻在农人心里。也正因如此，农历正月初二，适逢万家团圆的日子，两位来自不同省份的主政者却在紧张筹划一条“新河”的走向。
那天是1964年2月14日，合肥的空气里尽是鞭炮残烟。省委小楼灯火明亮，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推开窗，见院子里一辆挂着豫C车牌的吉普刚刚停稳。车门一开，纪登奎匆匆下车，带来的不仅是拜年礼节，更有厚厚一卷被汗水浸湿的蓝图。此刻，豫东与皖北百余万亩农田的旱涝魔咒、群众连年的歉收，都压在这两位干部肩头。

淮河治理并不是新话题。新中国成立初，“一五”期间就把“除害兴利”写进计划，但河网纵横的豫皖边界始终像拉链坏掉的雨衣，缝到一半就又崩开。上游的积水需要宣泄，下游的圩田却害怕漫灌，两省乡亲各有难处，任何单边行动都会引起新的争执。如此拉锯，时间耽搁了，灾害却年复一年上演。
纪登奎赶赴合肥前，带人把十多年雨量、堤防决口和粮食减产的数据整整写了厚厚一册。他心知肚明，光讲情面没用，得让对方看到硬梆梆的数字。进屋寒暄未毕，他已摊开了图纸：“淮北一年下700毫米雨，可排出去的不到一半；不挖新河，咱两省都不好过。”李葆华抬头，目光沉稳，半开玩笑又半认真地回了一句：“河不通，咱俩也睡不踏实。”旁边的水利厅工程师插话：“只要两省一条心，开得成！”

李葆华对水利并不陌生。早年在延安时期他就钻研过河渠治理，1954年洪水入淮，他担任华东水利部长时曾亲赴前线抢险，脚上落下病根。也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深知治水刻不容缓。两人坐到深夜，一条从濉溪直插洪泽湖的“新汴河”轮廓渐渐成形：河南负责上游清淤、安徽承担闸坝拆除，中央若同意，再从周边抽调民工十万，六个月先打通干流，其余分段续建。
三周后，联合呈报的方案送到北京。国务院水电部几易其稿，批示中的一句“豫皖协同，确保秋汛安全”给两省吃下定心丸。随后，调拨的钢材、燃油、炸药陆续南北集结，沿线各县临时修起工棚，麦收后便就地转战工地。那一年，工地最火热的场景是人挤人的肩挑背扛，还有夜晚篝火旁翻滚的热粥。有人打趣：“这条河没水先有汗。”

冬春交替时节最难熬。北风把水面吹起碎冰，民工们赤脚下水定位桩，麻绳缠在腰间，防止被暗流卷走。两省县委书记蹲点在堤岸，白天调运物料，夜里巡堤查险。纪登奎在工地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石料短缺，他向李葆华发电报求援。对面当天晚上就从蚌埠、淮南紧急扒出石块，沿铁路连夜北运。这样的配合，不仅是行政命令，更像是一种共同托付的默契。
1969年夏末，新汴河第一次迎来全线通水。那年梅雨偏多，滋出的洪峰却被这条新河顺势引入洪泽湖，商丘城区水位只小幅波动。秋后统计，豫东粮食亩产普遍提升一成，局部高产试验田甚至突破800斤。更让人意外的是，新河水面宽阔，驳船来往频繁，一些本以种棉为生的小县城开始试水水运贸易，木材、煤炭、粮食经此直下淮安，再转入大运河，成本一下子降了三分之一。

回溯这段历程，可以看到典型的“省际合流”范式：先以灾情数据凝聚共识，再用具体工程锁定利益平衡，随后借助中央批示统一调度资源。治水技术固然关键，若无跨行政区的协商，会谈恐怕难以落到图纸，更别说五年后泛舟新河的渔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的设计者早已把灌溉、排洪、航运“三重任务”写进方案，留下的并非单一渠道，而是一条兼顾生存与发展的命脉。
人们或许记得1969年的丰收，却未必熟悉那场春节会面的分量。没有隆重宴席，没有官方新闻，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给李大钊先生的儿子拜个年”作掩护，实则关乎千里平原的安澜。如今站在新汴河两岸，依旧能看到当年石料上刻着的“豫皖共筑”四字，它们记录的，不止是一段工程史，更是一种跨省共担的治理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