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后来的历史转折。但鲜为人知的是，1935年那个寒冬，当42岁的毛泽东重回中央核心领导岗位时，他已经扛过了整整八年的排挤、误解与病痛。

用陈毅的话说：“没人能经这么多打击。”

第一次打击，来自一封“开除党籍”的误传。

1927年，他带秋收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好不容易扎下第一个农村根据地，中央却决议开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消息传上山，变成“开除党籍”——相当于被“一撸到底”。他没撂挑子，照样带着大伙打土豪、分田地，硬是在罗霄山脉把火种守住了。

第二次，是红四军七大上的落选。

1929年，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争论让他丢了前委书记职务，还背了个严重警告处分。加上疟疾缠身，人躺在担架上走。可他一边养病一边干，在闽西写下“战地黄花分外香”——那股子劲儿，比身体硬气多了。

第三次最狠，是中央苏区时期的全面排挤。

“左”倾路线给他扣上“富农路线”“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军权被撤，只剩一个苏维埃主席的虚职。仗打输了，红军的血白流了，他却在挨整的日子里写出《反对本本主义》，反复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从1927到1935，三次大起大落，他没离开过一线，也没放弃过对正确道路的摸索。那些打击没把他压垮，反而让他更看清了中国的实际。

今天回头看，这段42岁前的“低谷期”，恰恰是他一生中最扎实的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