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一种陋习叫“典妻”，穷人家低价将自己老婆“租”出去3至5年，给40、50岁的老头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后，这些女人又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回到原来的夫家。第二年，丈夫再把她租给另一个人，有些穷人家的男人甚至不工作，靠出租妻子来吃饭，有些人几担谷子就能将老婆租出去。
咱们今天聊起典当，想到的无非是缺钱时把手表、首饰或者房契押给当铺。但在那个荒唐且残酷的年代，活生生的人，甚至与自己同床共枕的结发妻子，竟然也能拿去“出租”换钱。遇到饥荒年头，或者家里摊上个不成器的男人，有些穷人家几担谷子、几块现大洋，就能将老婆租出去。 租给谁呢？通常是租给隔壁村或者镇上四五十岁、甚至年纪更大的富户老头。这些老头子多半家底殷实，奈何原配妻子生不出儿子，为了所谓传宗接代的执念，他们就会花上一笔极低的价钱，去“租”一个年轻且有过生育经验的女人回家。
这种剥削绝非偷偷摸摸的地下交易，在当时民间甚至演变出了一套堂而皇之的流程。有专门保媒拉纤的中间人，有代笔先生一笔一划写好的红纸契约。在这份“典婚契约”上，明码标价，字字带血。契约里写得清清楚楚：租期一般是三年到五年，甚至精确到生下男孩为止。在此期间，女方的身体、生育权完全属于买家。** 这在江浙一带的乡间有一个非常直白且极具侮辱性的叫法，叫作**“租肚皮”。更残忍的是，契约里通常会附带一条铁律：被租出去的期间，女人绝对不允许偷偷跑回原家庭看望自己的亲生孩子，更不能跟原配丈夫有任何私下瓜葛。一个大活人，就这样彻底变成了一纸合同上的生育工具。
女人被强行塞进轿子的那一刻，如同踏进了鬼门关，心都在滴血。到了雇夫的家里，她毫无尊严可言。一旦怀上身孕，这户人家或许会给她端上几碗热汤热饭，但这绝无半点善意与关怀，纯粹是为了保住肚子里的“种”。历经十月怀胎，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里去鬼门关前走了一遭，随着一声啼哭，孩子呱呱坠地。如果生下的是男孩，主家自然大喜过望，但这满院子的喜气与这名生母毫无关系。按照当时的规矩，等生完孩子后，这些女人连抱一抱、亲一亲自己骨肉的资格都没有。 孩子一生下来，就得抱给老头的原配夫人抚养，管大房叫娘。而这个拼了命淌血生下孩子的女人，连在这宅院里多留一晚的资格都没有。
因为契约到期了。到了三年或五年期满的那一天，最痛彻心扉的骨肉分离准时上演。不管女人怎样跪在青石板上哭倒在地，哪怕苦苦哀求留下来当个不要工钱的粗使丫头，主家都会毫不留情地把她赶出大门。租来的物件，到期自然得退还。她只能一步三回头、肝肠寸断地离开深宅大院，独自一人走在冷风里，拖着虚弱的身子回到那个满目疮痍的旧家。
悲剧到此结束了吗？远没有。回到原先的夫家，等待她的往往是更深的绝望。以前生下的亲生孩子因为几年没见，早已对她形同陌路，眼里满是生疏。而那个把她亲手推入火坑的丈夫，不仅没有半点愧疚之心，反而可能早就习惯了这种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有些极端无耻的男人，发现出租妻子来钱如此容易，干脆连农活都不干了，彻底在家躺平，每天就靠出租妻子来吃饭。 等到上一笔租金挥霍一空，第二年，这个狠心的丈夫会再次找来媒人，把刚刚经历过骨肉分离、身心俱疲的妻子，又冷血地转手租给另外一个陌生老头。
就这样，一个女人在短短十几年间，可能像货品一样流转于三四个不同的家庭。她生下好几个孩子，却哪一个都不能认、哪一个都见不到。她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生育能力，养活了一群冷血无情的吸血鬼，最后落得一身病痛，年老色衰后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丢弃。
在不同的地域，这种陋习还有着各种形形色色的名目。在江浙一带叫“典妻”、“租妻”；在东北地区，有一种类似的变异习俗叫“搭伙”或者“拉帮套”；在一些偏僻山区，还有“坐堂招夫”的做法，原配丈夫病得起不来了，便招一个男人进门，用新男人的劳动力来养活重病的原配。甚至还有最令人发指的“捆妓”，穷凶极恶的男人直接签下字据，把妻子典当给青楼妓院赚取皮肉钱。不管名字换得多么冠冕堂皇，其本质全是对底层女性明目张胆的物化与剥削。
《大清律例》等封建法律条文中，其实也曾明文规定过禁止典雇妻女，违者要受杖责。在现实的基层社会中，这些法律条文往往形同废纸。地方上的官府老爷面对这种民间诉讼，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究其根源，一方面是底层百姓确实在重税和天灾下活不下去，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封建夫权社会的根基里，女人原本就被视为男人的私有财产。既然是财产，用来抵押、出租、买卖，在当时的当权者和男权社会看来，自然是顺理成章的自救手段。男人的面子、吃穿和传宗接代的需求，永远高高凌驾于女性的尊严与生命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