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权臣王敦起兵造反想夺取皇位，不料却突然病重不起，临终前对亲信钱凤、沈充说：“我有三计，可保你们富贵。”可惜钱凤、沈充看不清形势，非要继续起兵，落了一个覆灭的结局。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王导、王敦兄弟的鼎力扶持下，于江南建立东晋，登基称帝。可这位开国皇帝，却没有多少实权，朝政大权被王导掌控，军事大权则被王敦牢牢掌握。

当时，王敦担任荆州刺史，都督江、扬、荆等六州军事，手握重兵，坐镇武昌，几乎掌控了长江中游的所有军事力量，司马睿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傀儡皇帝”。

司马睿自然不甘心一直做傀儡，他暗中提拔刘隗、刁协等没有王氏背景的大臣，让他们担任要职，试图逐步削弱王氏的势力，收回属于自己的皇权。

这一举措，彻底激怒了野心勃勃的王敦。

公元322年，王敦以“诛杀刘隗、刁协，清君侧以安社稷”为名，从武昌起兵反叛，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攻破了东晋都城建康。

入城后，王敦大肆清洗反对自己的大臣，擅杀周顗、戴渊等人，逼迫司马睿封自己为丞相，随后便返回武昌，遥控朝政，成为东晋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公元323年，晋元帝司马睿在无尽的忧愤中病逝，太子司马绍继位，即晋明帝。这位新皇帝年纪轻轻，却聪慧果决，比他的父亲更有魄力。他表面上对王敦恭敬顺从，暗地里却在悄悄联络庾亮、温峤、郗鉴等反对王敦的势力，暗中积蓄力量，等待反击的时机。

王敦察觉到了司马绍的异动，本想再次起兵，彻底夺取皇位，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突然患上重病，卧床不起，病情日益加重，连下床活动都成了奢望。

深知自己时日无多，王敦急忙召集自己最信任的亲信钱凤和沈充。这两人是他起兵反叛以来最得力的助手，也是叛乱集团的核心骨干，王敦对他们寄予厚望。病榻上的王敦，气息奄奄，却依旧思路清晰，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二人：“我死后，你们的处境会十分危险，我有三条计策，可保你们富贵无忧，你们一定要慎重选择，切勿意气用事。”

王敦的三条计策，可谓深思熟虑，字字都是保命之道。

上策是立即解散所有叛军，主动向朝廷谢罪，交出手中的兵权。凭借琅琊王氏的深厚根基，以及自己之前为东晋建立的功绩，朝廷必然会网开一面，不仅能保住你们的性命，还能让你们继续享受荣华富贵，安度一生。

中策是率领部众退回武昌，坚守自己的根据地，按时向朝廷进贡，不主动挑衅，既保留自己的实力，又不得罪朝廷，可保半世安稳，衣食无忧。

下策则是趁着我还未下葬，拥立我的养子王应为帅，率领大军攻打建康，孤注一掷争夺皇位。但此计风险极大，一旦失利，你们必将身死族灭，万劫不复，千万不可选择。

可惜的是，钱凤和沈充早已被权力和贪念冲昏了头脑，他们根本没有将王敦的忠告放在心上。在他们看来，王敦一死，自己就失去了最大的靠山，只有彻底夺取皇位，才能永享富贵，才能保住自己的地位。

于是，他们不顾王敦的遗愿，毅然选择了那条最凶险的下策。钱凤甚至私下篡改了王敦的遗言，哄骗王敦的哥哥王含，说王敦临终前嘱咐他们，要即刻起兵，攻打建康，夺取皇位。

钱凤、沈充拥立王敦的养子王应为帅，率领叛军再次攻打建康。可他们既没有王敦的军事才能，也没有足够的威望，根本无法掌控军队。加之晋明帝早有准备，派遣陶侃、苏峻等得力将领率军迎击，叛军很快就陷入了被动。

叛军船队刚到秦淮河口，就遭到了朝廷军队的铁索拦截和暗桩袭击，首战便损失惨重；随后攻打朱雀桥时，又被朝廷军队用火攻击溃，士兵们惊慌失措，自相践踏，死伤无数。

而王敦的养子王应本就是个胸无大志的草包，根本不懂军事，在军中只顾饮酒作乐，对军务不闻不问，根本无法指挥军队。而武昌的旧部得知叛军失利后，纷纷选择闭门不援，钱凤和沈充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没多久，朝廷军队发起全线反击，钱凤在逃窜途中被自己的部将斩杀，沈充则被自己的同乡擒获，交给朝廷处置，最终两人都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王敦死后，晋明帝为了警示天下，下令将他的尸体从棺材中拖出，焚烧衣冠后斩首示众，以此来震慑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这场持续了三年之久的“王敦之乱”，最终以叛军的覆灭画上了句号。

这场叛乱不仅导致东晋失去了兖州、徐州等大片土地，还为后来的“苏峻之乱”埋下了隐患，更确立了东晋“君弱臣强”的政治格局，对东晋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