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红军到了陕北就会安全？1936年10月份，红军走过了长征来到陕北。很多人奇怪，明明在这一路上都有敌人的“围剿”，怎么到了陕北就安全了？
陕北这地方，千沟万壑，地形极其破碎。长征路上，红军吃尽了敌军机械化部队和重武器的苦头，可国民党中央军的那些汽车、大炮到了陕北，完全成了摆设。
当时的交通条件极度落后，别说宽阔的公路，很多地方连像样的骡马道都没有。蒋介石在后方大发雷霆，下达死命令，要求各路部队限期推进到指定位置进行合围。面对那些根本爬不过去的崇山峻岭，国民党军的将领们也只能望洋兴叹。
为了应付南京方面的严厉督导，有些国民党师长硬是憋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办法。路实在太难走，大部队一天根本挪不了几里地，他们就让身手敏捷的侦察兵扛着沉重的电台，提前在陡峭的山路上狂奔。等几个侦察兵跑到地图上规定的地点，立刻架起电台向上峰发电报，谎报“全师已如期抵达”。其实，大部队还远远在山沟里像蜗牛一样爬行。
在这样的破碎地形里，完全靠两条腿走路、极为擅长山地穿插的红军，就像虎归深山、鱼跃大海。国民党的重兵集团根本展不开阵型，彼此之间难以呼应，所谓的“围剿”自然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时间往回倒推一点。1935年9月，队伍走到甘肃哈达铺，极度疲乏，下一步到底往哪走，成了摆在领导人面前最大的难题。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几张偶然从当地找来的旧邮政报纸，彻底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报纸上赫然登载着一条消息，大意是陕北有一大片被“赤化”的地区，还有几万人的武装。
这个消息简直比任何真金白银都要珍贵。这就意味着，在苍茫的大西北，早就有一群硬汉为四处逢源的队伍建好了一个温暖的家。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革命先辈，在西北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拉起了一支队伍，打下了一片广阔的苏区根据地。为了这片根据地，无数西北汉子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谢子长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依然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直到伤势恶化壮烈牺牲。正是这些本地子弟兵的浴血奋战，才保住了这块宝贵的落脚点。
当满身伤痕的长征队伍走进陕北时，迎接他们的，是热腾腾的米汤、烧得滚烫的火炕，还有踊跃报名参军的青年。这里的百姓早就打土豪、分了田地，对红军有着打心底里的认同与热爱。试想一下，倘若踏入的是一片毫无群众基础的陌生荒野，哪怕地形再险要，连一口救命的干粮都找不到，又怎么可能休养生息？千千万万真心拥护的穷苦百姓，才是这世上任何炮弹都炸不穿的铜墙铁壁。
当然，就算有地形和群众基础，国民党在西北依然部署了重兵。当时负责前线指挥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可真到了战场上，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
先看张学良。这位少帅亲眼见识了对手的战斗力后，私下里对部下发过这样一番感慨：“你们看看红军，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竟然不散不垮，还这么能打。咱们大家摸着良心说说，谁能带出这样的军队？谁要能带出来，我立马把位子让给他！”这番话里，透着一位带兵之人发自内心的震撼与敬佩。
震撼归震撼，真正让东北军彻底放下枪口的，是一股难以名状的悲愤。榆林桥战役中，红军俘虏了东北军的一批官兵，其中就包括深得张学良器重的团长高福源。按照规定，红军优待俘虏，给底下的士兵发了路费，礼送他们回家。可这些七尺高的汉子拿到钱后，竟然在凛冽的寒风中放声痛哭。
为何落泪？因为自“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早就沦陷了。这群东北兵已经成了一群没有家乡、没有退路的孤魂野鬼。他们心里最恨的是侵略者，最渴望的是打回老家去。现在却被逼着在西北的冷风中和自己的同胞拼命，连家在哪都不知道，发了路费又能往哪走？
红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痛点，在阵地前沿喊话，唱东北老歌，讲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那个被俘虏的高福源团长，也在红军的感召下彻底转变，主动提出回去给张学良做工作。人心都是肉长的，东北军士兵的枪口，再也无法瞄准这些苦口婆心的同胞。至于杨虎城将军，他本来就有着极其强烈的民族大义，对蒋介石排除异己、消耗杂牌军的手段心知肚明，自然也顺水推舟，暗中与红军建立了电台联系，达成了互不侵犯的默契。
抛开所有的战术谋略，红军在陕北能够彻底安顿下来，更来源于一种不可阻挡的时代洪流。
到了1935年底至1936年，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悬崖边。全国上下老百姓的心思只有一个，那就是打退侵略者。
陕北的地理位置，恰恰距离抗日前线非常近。把落脚点选在这里，等于直接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哨。蒋介石此前一直念叨“攘外必先安内”，试图给无休止的内战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可当红军高举起联合抗日的大旗，堂堂正正地站在了抵抗侵略者的阵地边缘时，蒋介石的这个借口就彻底破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