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4月25日那个深黑的夜晚，南京中统特务总部，一封来自武汉的绝密电报，正在被译成文字，内容简短却足以让整个中国的历史为之震动——“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已叛变，并供出上海党中央全部秘密”。
如果这份情报顺利送达，中国近代史的走向将不堪设想。所幸，电报被送到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中，而钱壮飞，正是中共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最大王牌。
这一次，徐恩曾离一网打尽中共高层只有一步之遥，却也是他无尽的罪恶征途中，最刻骨铭心的挫败。

那个夜晚的细节远比想象中更惊心动魄。
徐恩曾有一个时刻不离身的特制皮包，里面装着专门与蒋介石嫡系通讯的绝密密码本，整个中统只有他能看，连钱壮飞都不行。
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好色。每次溜去上海舞场厮混，嫌皮包碍事，就交给最信任的钱壮飞“暂时保管”。
那晚武汉连发六封加急电报，标明“徐恩曾亲译”时，钱壮飞抓住这一点，果断拆译，连夜让女婿刘杞夫坐火车赶往上海报信，自己则镇定地整理办公室直到天亮才从容撤离。
徐恩曾第二天得知真相，吓得面如土色，他知道蒋介石要是晓得密码早已泄露，自己必死无疑。他愣是瞒了老蒋十七年，直到败退台湾都没敢说出实情。
这就是徐恩曾，心底足够的黑。

徐恩曾这个人，可以说是“读书人干坏事”的典型。
他生于浙江吴兴的大地主家庭，是南洋公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材生，正经八百的“海归”工程师。他本可以在科技领域有所建树，但乱世之中，权力就像强力磁铁，将这个本应拿计算尺的知识分子，吸入了政治的泥潭。
靠着与国民党权贵陈果夫、陈立夫的表亲关系，外加一股精于算计的钻营劲儿，他很快成为“CC系”的核心，并在1931年坐上了中统调查科科长的位子，开始了他的特务生涯。
执掌中统后，他干的第一票“大买卖”就是顾顺章案。
那一次他凭借着叛徒的口供，差点将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一网打尽，虽然最后功亏一篑，但这足以让他在蒋介石面前立下大功，被视为反共的一把利器。
然而徐恩曾本质上不是信徒，而是商人。他不是戴笠那种对蒋介石有“愚忠”的赌徒式狂热，他的“忠诚”是明码标价的。他会用西式管理经营特务组织，设计的表格、统计法至今看来都具现代性，但这些聪明才智全用在排除异己与积累私产上。在他看来，中统既是对付共产党的工具，更是实现政治野心和敛财欲望的平台。

他的“恶”，不仅体现在对共产党人的残酷搜捕上，更在于他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谋求私利，毫无底线。
为了霸占好友赵伯良的漂亮妻子，他设局让对方长期出差在外，自己乘虚而入接连生下几个孩子，事后还能跟赵伯良称兄道弟。
陈果夫曾拍桌怒骂：“你搞女人搞到朋友老婆头上，还讲不讲政治道德！”他却嬉皮笑脸回应：“表哥，私德和才干是两回事嘛。”
后来，他看上了被捕叛变的中共女特工费侠，软硬兼施使其就范后，竟为了娶她不惜顶撞蒋介石和陈氏兄弟，由此可见，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主义和组织原则，只有自己的欲望。

如果说娶共产党的叛徒只是蒋介石心头的一根刺，那之后的事情就是彻底把蒋介石的逆鳞给揪了下来。
抗战烽火连天，本应同仇敌忾，但徐恩曾的心思却全用在了怎么发国难财、怎么往上爬。见戴笠的军统势力日渐壮大，他愈发把心思放在官场钻营上，做梦都想转型当个“正经大官”，跑去兼任交通部次长，对中统事务开始懈怠，令蒋介石颇为不满。
更离谱的是，他竟然指使中统特务像强盗一样在湖北拦截并私吞了银行转运的假钞，事后还想偷偷运回销赃，结果被死对头戴笠抓个正着。
戴笠拿到这个把柄，无异于淬毒的匕首。
最终，其前妻仗着他的势力大肆走私放贷，连中央党部会场里都出现了“总裁独裁，中正不正”的政治标语，负责安保的中统却一无所知。
蒋介石勃然大怒，在他眼里，徐恩曾这只鹰犬不仅看不住家，还反咬主人一口，简直可恶。

他的垮台表面是戴笠的一拳，实则是结构性的崩塌。
他太贪，贪到把手伸进蒋家王朝的钱袋子；又太懒政，以为中统局长是终身制——当“永不录用”的手令劈头落下时，他还在催促秘书去订春季的西湖船宴，浑然不知命运的菜单上，自己已成了被撤下的一道菜。
1945年1月30日，一纸手令终结了他长达十五年的特务头子生涯。
然而人生的戏剧性往往超出想象。
成也权力，败也权力，但徐恩曾偏偏在绝境中拐了个弯。他毕生所求的“转型”，竟以一种极其讽刺的方式实现了。被踢出局后，靠着早期积累的资本和人脉投资实业、运输，在商界他竟然混得风生水起，赚得盆满钵满。
1949年随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他继续过着富甲一方的商人生活，还出版了一本叫《我和共产党战争的回忆》的回忆录为自己涂脂抹粉。
蒋介石八十大寿时，他托人送去一方镌刻“中正仁和”的端砚，据说老蒋摩挲良久，说了句：“恩曾还是有才的。”
徐恩曾一直活到1985年，八十九岁才死。比起那位斗了一辈子的死对头、1946年坠机暴亡的戴笠，他的结局可以说是得了善终。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而残酷背后的公允，需要我们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