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要灭亡，四川人先死绝。川军抗战后的代价是影响下一代性别认知？
 
提到四川首先想起的就是“血性”二字。
 
然而近来却有一种论调，把历史上川军英勇善战与如今川渝同性恋群体较多联系起来。
 
暂且不论说这话的人出于何种心思，但川渝人的经历，是否真的有些不同，让他们更具开放性？
先看数据。
 
根据2020年某男同社交软件在全国29个主要省会城市的用户统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稳居前四。
 
成都的用户数量几乎与广州相当，若将成都和重庆相加，总数甚至能与北京一较高下。
 
考虑到这款软件的用户只是实际群体的冰山一角，真实数字可能更高。
 
因此，川渝同性恋群体规模较大的说法，从数据上看有一定依据。
 
那么，为什么会是川渝呢？一种解释指向其背后的两次历史浩劫，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移民大熔炉。
 
第一次是明末清初的剧变。
 
明朝末年，张献忠占据四川，对当地百姓进行了残酷屠杀，导致清初四川几乎荒无人烟。
 
从康熙中期到乾隆年间，清政府推行“湖广填四川”政策，历时150年，从湖南、湖北、广西、广东乃至直隶、山东等地，由政府出资分地，鼓励百姓迁入。
 
不同地区的人种、文化、习俗、信仰在此交汇碰撞，形成了类似现代大都市的开放环境，也让川渝人对新生事物接受度更高。
 
所以，与其说川渝同性恋更多，不如说这里的同性恋群体更敢于显现自己，更愿意让他人看到真实的自我。
 
就像温度计，它并不制造温度，只是把温度显示出来。
 
第二次浩劫则与川军直接相关。
 
抗日战争期间，四川含当时的西康省在内，共征调约350万川军出川抗战，占全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成就了“无川不成军”的历史美誉。
 
据国民政府统计，川军伤亡总人数约64万。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的破碎和大量鳏寡孤独无人照顾的现实。
 
父辈的巨大牺牲换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却也留下一代父爱缺失的孩子。
 
时间进入改革开放后，1992年南方谈话推动市场化加速，川渝地区成为全国劳务输出的主要源头。
 
2000年后，外出务工规模达到顶峰，合计输出超过2000万人，以青壮年为主，男性占比64.66%。
 
到2023年，四川常年在外务工人员约3000万，重庆约700万，规模仍居全国前列。
 
这些川渝男人用汗水和青春支撑着全国的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他们的孩子却成了留守儿童。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四川农村留守儿童达691万，占全国总数的11.34%。
 
此后多年，四川留守儿童数量仍居全国前列。
 
2022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川渝留守儿童总量占全国比例约在10%至15%之间。
 
这些孩子大多由爷爷奶奶或母亲抚养，许多就读寄宿学校，长期生活在集体宿舍中，父亲的角色在成长过程中严重缺席。
 
父爱缺失是否会导致同性恋倾向？目前科学界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结论，但多领域研究普遍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影响孩子的性别认知和心理发展。
 
回到最初的问题，川渝男同较多与川军有直接关系吗？答案是，这种因果关系被过于简单化了。
 
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川渝男人为国家成立和经济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也在客观上塑造了下一代的成长环境。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以客观视角看待这一群体。
 
可以不认同，但不应谩骂和嘲讽。
 
毕竟，历史从来不是非黑即白，人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