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上将陈调元性格诙谐，西安事变中他作为蒋介石的随行大员一并遭到扣押，一群慌慌张张的上将、院长、省主席，被士兵们举枪吆喝着赶到西京招待所大厅看管起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里的枪声把西京招待所里的一群国民党大员从睡梦中拽了出来。
 
 
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政部次长陈诚、福建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甘肃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还有卫立煌、邵元冲等人，被士兵们拿枪逼着，从各自房间里赶到了一楼大厅。
 
 
这群平日发号施令的上将和省主席们，这时缩在皮沙发上，脸色煞白，大气都不敢出。
 
 
就在这一屋子慌慌张张的人里，有个人却显得格外另类。
 
 
他叫陈调元。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往沙发上一靠，两腿一伸，笑眯眯地闭上了眼睛，好像外面打的不是枪，而是过年放的鞭炮。
 
 
旁边的人都看呆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这样？
 
 
要明白陈调元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得从他这个人说起。
 
 
陈调元是河北安州人，父亲早逝，靠母亲和大姐编草席供他读书。
 
 
他从保定陆军学堂毕业后，到武昌陆军第三学堂当了教员。
 
 
坐在下面听课的学生里，就有后来的何应钦、唐生智。
 
 
所以他在国民党军政界比别人高出一头，很多人都得叫他一声“先生”。
 
 
他长得高大魁梧，面相憨厚，被人起了个绰号叫“陈傻子”，可这人一点都不傻。
 
 
他先后投靠过冯国璋、奉系、孙传芳，最后看准了蒋介石要得势，临阵倒戈投了过去。
 
 
蒋介石一度下野，别人都觉得他前途暗淡，陈调元偏偏写信说依旧效忠。
 
 
事实证明他又押对了。
 
 
他历经晚清、北洋、国民党三朝，始终站得稳稳当当，人称“不倒翁”。
 
 
1936年12月上旬，陈调元跟着蒋介石来到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
 
 
事变前一晚，张学良还在招待所设宴款待他们，觥筹交错间，谁也想不到几个时辰后会出大事。
 
 
枪响之后，最惨的是邵元冲。
 
 
他听见动静，推开窗户就往外跳，外面的兵以为他要逃，直接开枪打中了，送到医院没救过来。
 
 
卫立煌只穿着秋衣推门查看，士兵拿着照片对质：“你就是卫立煌吧，跟我们去大厅。
 
 
”陈诚更狼狈，吓得从被窝里蹿起来，最后躲到地下室垃圾箱旁边，浑身污垢。
 
 
陈继承因为靖江口音太重，士兵把“陈继承”听成了“陈诚”，举起枪托就要打，他吓得跪地求饶，还是他妻子挡在前面喊“他不是陈诚”，才躲过一劫。
 
 
在被扣押的日子里，其他官员大多愁眉不展，茶饭不思，而陈调元却该吃就吃，该睡就睡，甚至还和看守的士兵开玩笑，打听西安的风土人情。
 
 
有次张学良前来会见被拘的蒋系高官，陈诚、蒋鼎文等人纷纷侧身转头，装作视而不见，生怕和张学良扯上半点关系，落个“通敌”的嫌疑。
 
 
而陈调元却主动和张学良打招呼，还笑着说：“汉卿老弟，你这出戏唱得可真够大的，什么时候给我们这些观众安排个谢幕啊？”张学良被他逗得哭笑不得，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
 
 
而陈调元听到枪响后，嘴里只低低说了一句：“终于来了，终究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到了大厅，他第一个占了舒服的位置靠在沙发垫上，闭目养神。
 
 
士兵拿枪指着他们，别人额头冒汗，他却能打个哈欠伸个懒腰。
 
 
被关押那几天，每人只发了一件棉袍子，彼此消息不通，不知道蒋介石是死是活，自己会不会被杀。
 
 
但陈调元依然打不起恐惧的神色，几个人碰面时还来上几句玩笑话，听得人哭笑不得。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群大员恢复了自由，各自回到南京。
 
 
陈调元也没受任何牵连，还是和从前一样嘻嘻哈哈。
 
 
抗战爆发后，他被派到第三战区担任副司令长官。
 
 
1943年，陈调元在重庆病逝，国民政府追封他为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