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素我（1915.04—2011.12.02），女，汉族，安徽巢县洪家疃人。爱国将领张治中的长女。
1935年于南京金陵女子学院肄业后到英国西南大学留学。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任安徽黄丽学校校长。

1935年秋，20岁的张素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登上赴英轮船，金陵女子学院的肄业证书压在箱底，心里装的却是教育学的理想。英国西南大学的课堂上，她听着教授讲西方教育体系，指尖却总摩挲着国内寄来的旧报纸——日军铁蹄踏向华北的消息，像针一样扎着她的心 。朋友劝她安心深造，说“留洋归来能谋更好前程”，她摇摇头：“国破家安，谈何前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父亲张治中接连发来数封加急电报，语气从温和转为严厉：“速归，共赴国难” 。她没丝毫犹豫，立刻办理退学手续，变卖随身值钱物件凑路费，8月就踏上归国之船。船抵上海时，淞沪会战的炮火已震彻黄浦江，她换乘火车到苏州见父亲，没有半句娇嗔，只说“我要回巢县，守好黄丽学校” 。

黄丽学校是父亲早年在家乡创办的，本是为让农家孩子有书读，抗战爆发后，校舍被日军炸得千疮百孔，课桌烧得只剩木板，教材全成灰烬，学生们跟着家人逃难，散落在周边山村。她到任第一天，就背着帆布包走村串户，草鞋磨破了底，裤腿沾着泥，挨家挨户找孩子。有个躲在山洞里的10岁男孩，父亲战死沙场，母亲病逝，见了她就躲，她蹲下来，从包里掏出仅有的一块饼干，轻声说：“我是张校长，以后有我在，你能读书，能吃饱”。

办学的难，远超想象。没有教材，她就用毛笔在麻纸上刻蜡纸，油印出简易课本；没有教室，就借祠堂、牛棚当课堂，哪怕漏风漏雨，也在墙上贴上手写的“读书救国”；学生饿肚子，她就把自己的口粮省出来，每天啃红薯干，却把仅有的白米饭留给孤儿和逃难孩子。她还加了“抗日救亡课”，教孩子唱《松花江上》，教他们识别日军信号，教简单的救护知识——这些孩子，是战乱里的火种，她要护好这簇火 。

1938年春，日军逼近巢县，空袭接连不断。有人劝她撤离，说“留得青山在”，她却把学生编成小队，带着他们往山里转移。空袭警报一响，她就护着孩子钻进防空洞，用身体挡住落石；夜里没有灯，就点起松枝，借着微光上课。有次炸弹落在祠堂旁，震得屋顶掉渣，一个女孩吓得哭，她抱着女孩唱家乡的童谣，说“等打跑了鬼子，咱们回学校，有明亮的教室，有新课本”。

她从没想过靠父亲的名气谋特权。学校缺物资，她不找父亲求助，自己去镇上募捐，挨家挨户讲道理，把自己的首饰捐出来换粮食；学生要去前线当救护员，她不阻拦，反而教他们急救技巧，给他们塞干粮和家书——她知道，教育不是只教书本，更要教担当。

后来战局恶化，她不得不撤离黄丽学校，却把教育的火种带到了湖南、重庆。任湖南省地方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副主任时，她教妇女们识字、做军鞋、搞宣传，让无数女性走出家门，成为抗战的后方力量；在重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指导委员会，她跟着宋庆龄做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救助上千名难童，给他们家的温暖。

有人说，她是“和平将军”的女儿，本该享安逸，却偏要吃这份苦。她却总说：“父亲教我‘以身许国’，不是说说而已。女子也能扛事，教育就是我最硬的武器”。从英国留学的知识青年，到烽火里的乡村校长，再到抗战后方的教育者，她的身份在变，初心从未变——用知识守护家国，用教育点亮希望。

晚年的她，常给晚辈讲黄丽学校的故事，讲那些在山洞里读书的孩子，讲刻蜡纸的日子。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数十年的坚守，告诉世人：爱国从不是口号，是危难时的挺身而出，是平凡里的默默坚守，是无论身处何地，都把国家放在心上。

在那个女性被束缚的年代，她打破身份枷锁，用教育为抗战添砖加瓦；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她放弃优渥生活，用行动诠释“家国大于一切”。这样的人生，值得被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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