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爹娘不在后，毛主席成了毛家的管事人。首先，他从地主家里用了三年牛犊和四袋小米，要求妹妹泽建回来。“我撕掉了别人欠我家的所有借条，把家里22亩的土地全部给了穷人，带着弟弟妹妹去了省会，从此开始了我的革命生涯。”
1919年10月5日，母亲文素勤病逝；1920年1月23日，父亲毛顺生也去世了。短短几个月，家里两位老人先后离开，原本还能维持的日子，突然就变成了长子一个人扛。这个时候的毛泽东，面对的是弟妹、田产、债务，还有一家人往后怎么活。

毛泽建不是亲妹妹，而是毛泽东的堂妹，小时候因堂叔家太穷，被过继到毛家做养女，后来又被迫到了肖家当童养媳。毛泽东去接她，不只是兄长替妹妹出头，更像是在替这个家重立规矩。
旧社会里，穷人家的女孩子常常没有选择，只能跟着命走。可毛泽东不认这个理。
他回韶山后，得知泽建被迫困在肖家，便出面把人接回上屋场。外面看像是处理家事，往深里看，其实已经能看出他对旧礼法、旧婚姻、旧秩序的明确反感。
所以，后面才有了最能说明问题的一步。公开资料显示，1921年春节后，他回到韶山，和家里人商量处理财物：欠毛家的账，不再硬逼着讨；家里的猪可以卖掉应急；仓里的谷子，尽量留到春荒时平价卖给穷苦人家；父母留下的衣被，也分给更困难的人。
他不是图个痛快，而是有意识地把这个家从旧式乡间小业主的路上扭过来。
正月初十，毛泽东离开韶山时，泽覃和泽建跟着他一道走；过了一个星期，毛泽民和王淑兰也带着孩子去了长沙。上屋场一下冷清了，可毛家从这一天起，也不再只是一个普通农家。
家门还是那个家门，方向已经变了。以后毛泽民、毛泽覃、毛泽建，都被带进了革命的大路。
到了长沙，毛泽建的变化尤其大。她原本是乡下受苦的女孩，进城后先后进女子职业学校和补习学校读书，眼界一下开了。
1923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再往后，她做学运、做妇运、做农运，从一个被旧婚姻困住的人，变成了真正站出来做事的人。
父母不在了，毛泽东没有把自己锁在守家产的思路里，也没有让弟妹继续陷在旧日子的惯性里。他接回泽建，处理旧账，安顿弟妹，带着全家走向长沙。一个青年从这里开始真正当家，也从这里开始，把“小家”的门推开，走向了更大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