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因病去世后，他的家人不知道该以何种规格来安葬溥仪，就把这个问题上报给了国家。周总理得到这个消息后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1967年，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时期，社会环境相当复杂。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溥仪的身体彻底垮了，被确诊为尿毒症，后来又查出了肾癌。
周恩来总理得知溥仪病重住院的消息后，立刻做出了极其明确的指示，要求医院必须尽全力把溥仪的病治好。
总理的关怀从来都落实在最细微的行动上。为了挽救溥仪的生命，周总理亲自出面，安排首都医院组织最顶尖的中西医专家进行会诊。在溥仪病情最危急、最痛苦的阶段，周总理甚至专门指派了当时鼎鼎大名、一号难求的老中医蒲辅周去给他看病。
蒲老先生带去的，除了精湛的医术，还有周总理对溥仪深切的个人问候。面对这份关切，病榻上的溥仪早已是老泪纵横。一个曾经出卖过国家利益的战犯，在新社会却得到了最基本的生命尊重和最人道的医疗救治。这份恩情，让溥仪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内心充满了极大的安宁与感激。
只可惜，现代医学也有它的局限性，人力终究无法战胜晚期癌症。溥仪还是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关于后事规格的请示报告，很快就逐级递交，最终放在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咱们想想，周总理每天日理万机，要处理多少国家大事？可面对溥仪家属的这份请示，他依然展现出了极其细腻的关怀和极其宽广的胸襟。这绝不仅是安排一个人的葬礼，这体现着一个大国对待历史人物的宏大格局。
周总理拿到请示后，迅速作出了务实且充满人情味的批示。根据史料记载，总理当时的指示十分明确，核心意思可以归纳为两点。
第一，充分尊重家属的个人意愿。总理明确表示，溥仪的后事具体怎么办，完全交由爱新觉罗家族自己来决定。国家绝不设立任何死板的框框，也不强加任何官方干涉，完完全全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家事来办，给予了家属最大的决策权。
第二，给出了具体且宽容的选项。周总理提出，在安葬的形式上，家属可以保留传统的棺葬，也可以顺应时代潮流选择火化。如果家属最终决定火化，那么溥仪的骨灰盒，可以选择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也可以安放在万安公墓，或者家属们觉得合适的其他任何墓地。
这两条指示一出，犹如一阵温暖的春风，彻底吹散了李淑贤和爱新觉罗家族心头的重重阴霾。家属们原本悬在嗓子眼的心，终于稳稳地落回了肚子里。
咱们仔细琢磨一下周总理给出的这些安排，里面蕴含着极深的政治智慧和人性温度。
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咱们国家是什么地位？那是无数革命先烈、国家功臣安息的圣地。周总理允许溥仪的骨灰进入八宝山，这就等于在国家层面上，对溥仪晚年作为普通公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社会身份给予了最充分的肯定。这种政治上的高度接纳，对于一个战犯出身的末代皇帝来说，是何等的宽容与豁达。
同时，总理又提出了万安公墓和其他墓地的选项。这意味着国家把选择权彻底交还给了李淑贤和溥仪的亲属。家属们如果想办得庄重一点，国家敞开八宝山的大门；如果想办得低调一点、私人一点，随便选一块墓地，国家同样百分之百支持。
周总理的指示毫无官僚作风，字里行间全是对生命本身的尊重。
拿到总理的指示后，爱新觉罗家族内部立刻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既然国家给予了这么大的包容，家属们心里也非常明白事理。根据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的考证，在讨论最终的安葬方案时，家族里主要听取了溥仪七叔载涛的意见。
载涛是谁？他是光绪皇帝的亲弟弟，在爱新觉罗家族中辈分高、威望大。更重要的是，载涛当时在解放军中担任马政局顾问，同时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非常清楚新社会的规矩和风尚。
在载涛等长辈的倡导下，家属们很快达成了一致共识：时代已经向前看了，咱们就必须顺应新社会的风尚，坚决摒弃封建社会那一套繁文缛节，选择火化。
1967年10月19日，也就是溥仪去世后的第三天，他的遗体被正式火化。
至于骨灰安放的地点，经过家属们的慎重商量，大家一致决定将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这个选择，既表达了家族成员彻底融入新社会的决心，也寄托了他们对国家宽大处理的无尽感恩。随后，依照中央指示，溥仪的骨灰盒被妥善安放至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
就这样，曾经在紫禁城里享受万人朝拜、高呼万岁的宣统皇帝，最终以一个普通中国公民的身份，在八宝山找到了他最初的安息之所。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的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很多变化。溥仪的遗孀李淑贤考虑到种种因素，经过多方考察，在1994年联系了一家位于河北易县清西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
到了1995年1月26日，李淑贤亲自手捧着溥仪的骨灰盒，将他从八宝山迁葬到了这座陵园里。此时的溥仪墓，距离他养父光绪皇帝的崇陵后围墙只有短短两百米。兜兜转转了大半个世纪，这位末代皇帝的骨灰，终究还是回到了他祖先的安息之地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