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了大量日本人，我可以很负责地说：第一，绝大部分日本人对于二战期间的暴行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一点忏悔之心。第二，日本是单一民族，我们眼中的战犯，在他们眼里反而是民族英雄。

2026年4月，东京九段下的靖国神社又成了焦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春季例大祭期间没有亲自前往，但仍以首相名义供奉祭品；同一时间，超过一百名右翼色彩鲜明的议员和一名内阁成员进入神社参拜，连皇室使者也按惯例送去供物。
事情一出来，中韩都表达了强烈不满。看到这里就明白了，靖国神社争议从来不是翻旧账，而是直到今天还在发生的现实问题。

很多人一提靖国神社，第一反应是“那不就是个纪念阵亡者的地方吗”。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靖国神社自己的英文介绍写得很直白：这里供奉着246.6万多名“祭神”，不分身份高低，一律平等祭祀；其中也包括被盟军审判后处决、被贴上“战犯”标签的人。换句话说，在这个体系里，战犯不是被单独摆出来反思的对象，而是和普通战死者一起，被放进了“为国而死”的神圣叙事。
这个叙事一旦成立，外界当然会觉得它不是普通悼念，而是价值判断。真正把靖国神社推上风口浪尖的，是1978年的那次秘密合祀。
路透社梳理得很清楚：从那一年开始，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纳入供奉名单，而且是在秘密仪式里完成的，消息后来公开后，立刻在日本国内外引发持续争议。如果说周边国家反感靖国神社，还会被一些日本保守派说成“外部误解”，那日本皇室本身的态度，其实更能说明问题。
昭和天皇在战后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但1975年之后就再也没去过；此后明仁和德仁也都没有参拜。2006年公开的富田朝彦备忘录，被普遍视为重要线索：昭和天皇对甲级战犯被合祀明显不满。
也就是说，连日本天皇系统都在这件事上主动拉开了距离，可靖国神社内部的供奉逻辑并没有因此改变。问题更复杂的地方在于，日本并不是从来没有正式道歉。

1995年的村山谈话明确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亚洲国家带来巨大伤害，并表达“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1998年的《中日联合宣言》也再次写明，日本方面对侵华造成的严重损害表示深刻反省。白纸黑字都在。

可另一方面，2025年战败80周年这一天，石破茂没有亲自去靖国神社，但仍送了供品；到了2026年春季例大祭，高市早苗也重复了同样做法。外界之所以越来越不信任，并不是因为没见过日本的道歉文本，而是因为这些文本总被现实动作不断冲淡。
皮尤研究中心早些年的调查显示，48%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日本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军事行动已经道歉够了，28%认为还不够，15%甚至认为没什么可道歉的。这个结果至少说明，许多日本民众并不把战争责任当成今天仍需持续面对的问题，而更愿意把它视作“已经处理过的旧案”。
当社会心理是这样，政客在靖国神社问题上打擦边球，阻力自然不会太大。但也不能因为靖国神社的存在，就把所有日本人都划进同一个框里。
战后日本国内确实出现过另一种声音。曾在中国接受改造、后来回国的原侵华日军，1957年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公开主张反战和平和日中友好；这个团体在2002年因成员高龄而解散。
人数不多，声音也不算主流，可它至少说明一点：日本国内并非没有认罪、反省和自我揭露的传统，只不过这种声音长期处在边缘，压不过靖国神社那套更有组织、更有仪式感的叙事。更关键的是，靖国神社的问题从来不只是“供了哪14个人”。

它背后是一整套记忆方式：把战争讲成牺牲，把侵略讲成献身，把责任讲成哀悼，把加害历史慢慢处理成民族苦难。这样一来，很多普通日本人未必天天替战犯叫好，但他们在心理上会更容易接受“那些人也是为国家而死”的说法。
到了这一步，战犯和英雄之间的边界，就被模糊了。在我看来，理解今天的日本，不能只看嘴上说什么，更要看它把谁放进神社、把谁写进教材、把谁留在国家仪式的阴影里。
村山谈话和联合宣言说明，日本并非完全没有反省资源；可靖国神社一再被供奉、参拜，又说明这种反省始终没有稳稳压住修正主义。也正因为这样，周边国家对日本历史问题始终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