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托董必武转交，但周恩来表示自己并没有收到这封信！

1952年初夏的西花厅，微雨初歇。周恩来见到许广平，笑着握手：“婶母，辛苦了。”一句亲切问候，让在场的工作人员颇感意外——原来周总理与鲁迅家族竟出自同宗，族谱往上追，鲁迅是周敦颐第三十二代孙，周恩来则是第三十三代。亲缘的细线牵出了一段更为微妙的往事：三年前，同一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周作人，正试图借这层关系为自己的人生翻盘。
当时的北平城还笼罩在战后与内战夹杂的阴霾里。1949年2月，国民政府风雨欲坠，周作人因“伪北京政府教育总监”等罪名在南京被判十年，暂获保释返北平。他年近六旬，眼见局势大变，心底的焦虑与日俱增：一旦人民解放军进城，自己这顶“汉奸”的帽子恐怕难摘。于是，他把全部希望押在一封长信上。

选择谁来接这封信？毛泽东太忙，也与他毫无交情；周恩来既是总负责北平接收的中央代表，又与自己在族谱上有“从弟”名分，或许能动恻隐之心。周作人谨慎地找到了董必武，请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代为转呈。董老不以为意，客气收下，却未必能保证一步到位。
信写得极长，洋洋洒洒上万言。开篇先是一连串对新政权的颂词，称“人民解放军入城纪律如霖雨洗尘，北平重见天日”，话里句式几乎照搬《新华日报》社论。接着话锋一转，细数自己在伪职时“消极怠工”“暗中保护师生”的事例，拼尽笔力淡化“汉奸”二字。最让人侧目的，是他在信中援引英国诗人弥尔顿、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照自比，似要用学问声名掩去历史污痕。

信封上端端正正写着“转呈周恩来先生钧鉴”。董必武按程序将其送往中共中央办公厅。文件多如雪片，审查组先把信扣了下来。胡乔木事后回忆，此信“文字冗长，内容失当，未送总理”——八个字，道尽了整件事的命运。周作人日夜等候，听不到回音，只得再写信给毛泽东、周扬，亦皆石沉大海。
城门终在1950年完全敞开，中央对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文化汉奸出台处理办法：宽大与监督并行。毛主席批示“让其自我检讨，可适当安排工作”，但前提是必须承认错误。周作人递交的自剖稿却把“汉奸”一词换成“失策”，又执意在“文化贡献”上着墨，结果被周扬批回：“不痛不痒，不足以服众。”

即便如此，他没有被再度量刑。1955年，国家出版总署批准给他翻译津贴，每月二百元；稿酬列在“编辑部保留”名下，公开版本不署其名。老宅窗下，他依旧伏案，译《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偶尔陪小孙子放风筝。街道干部不时上门谈话，提醒他“要老实改造”，这成了生活的新常态。
人们很难忽视他的学术造诣，也无法忘却他在沦陷时期对“东方文化协进会”的卖力。知识界评价分野明显：有人说他是“东方学的巨匠”，也有人直斥“文字的叛徒”。历史的天平似乎牢牢压在后者一端，再华丽的辞藻都搅不动群众记忆。

1966年风暴骤起，他的老宅多次被抄，书稿散落一地，珍藏的日文版《浮士德》在院子里被雨水浸透，老人为之失声。翌年5月，72岁的周作人因心脏病倒在床前，未及留下遗言。消息传出，京城文化圈只余寥寥数语的唏嘘。一封没送达的求情信，最终在八十年代《新文学史料》公开，人们才得窥其全貌。
回看这段插曲，血缘与人情在国家大义面前显得苍白；才学也无法冲刷背叛的记录。信是写了，路却被历史截住，落在档案馆尘封多年。周作人的算计没有等来“开恩”，却留下了一纸徒劳的辩解，留给后人感叹的，是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碰撞的冷峻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