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宋时轮得知第五大队200多人，被日军残忍杀害，当即率兵伏击日军活捉其队长，在讨论如何处置鬼子队长时，战士们突然喊道：“杀了太便宜他了，把他砸死！”

这话一出口，整个营地都安静了一瞬，紧接着就是一片怒吼般的附和。那会儿宋时轮站在人群中间，脸色铁青，嘴唇抿成一条线。他刚从战场回来，身上还带着硝烟味儿，袖口上沾着没干透的血，不是他自己的，是牺牲弟兄们的。第五大队那二百多号人，好些他都叫得上名字，前几天还跟他有说有笑，一转眼全没了。据说鬼子是把他们围在了一个村子里，用机枪扫，拿刺刀挑，连孩子都没放过。消息传来那天晚上，宋时轮一个人在指挥所里坐了整整一夜，烟头堆成了小山。

第二天天没亮，他就带着队伍摸上了公路。那是鬼子的补给线，每天都有运输队经过。宋时轮算准了这帮畜生杀了人之后会放松警惕，果然，中午时分，三辆卡车摇摇晃晃开了过来。伏击打得干净利落，手榴弹炸翻了头一辆车，后面两辆刹不住撞成一团。二十多个鬼子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交叉火力撂倒了大半。那个队长是个中尉，留着撮仁丹胡，拔出指挥刀想切腹，被一个战士飞起一脚踢飞了刀，像拎小鸡似的摁在地上。

把人押回驻地后，战士们围了一圈，眼睛都是红的。有人提议用刺刀捅，有人说活埋，还有人说扒光了绑在树上让老百姓拿石头砸。那个鬼子队长倒是硬气，跪在地上还瞪着眼，嘴里叽里咕噜骂骂咧咧。翻译说他在喊“大日本皇军万岁”。这下彻底炸了锅，一个东北来的老兵冲上去就是两个耳光，打得鬼子嘴角淌血。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那句“砸死他”，人群立刻像烧开的油锅，齐声叫好。

说实话，头一回听到这个处置方式，我心里也咯噔了一下。砸死，不是一枪崩了，不是一刀砍了，而是一下一下，用石头或者枪托，活活砸死。听起来野蛮，甚至有点残忍。但你得想想，那是在1938年，南京大屠杀过去还不到一年，华北平原上到处都是“万人坑”。鬼子把中国人当什么？当草芥，当活靶子，当练刺刀的木头桩子。第五大队那二百多人里，有刚结婚的小伙子，有识字班的女学生，有才十五六岁的娃娃兵。他们不是战死在冲锋路上，而是被俘虏后成片成片地屠杀。这种仇恨，不是一句“人道主义”就能轻轻揭过的。

宋时轮站在人群前面，半天没说话。他当然知道私自处决战俘不符合规矩，可那会儿哪有那么多规矩可讲？根据地被扫荡得千疮百孔，后方医院连碘酒都缺，老百姓家被烧成了一片白地。他后来做了个让人意外的决定：让那个鬼子队长自己选。把枪、刀、石头摆在他面前，用半生不熟的日语告诉他，你可以选择怎么死。那鬼子哆嗦着看了一眼石头，又看了一眼枪，最后颤巍巍把手伸向了枪。一枪毙命，干净利落。

这事儿后来在部队里传开了，有人说宋时轮还是太仁慈，就该照战士们说的砸死他。我倒觉得，这一枪比砸死更有分量。让那个鬼子在死亡面前自己做了选择，他选了最体面、最痛快的方式，恰恰是中国人最后施舍给他的体面。而那些被残杀的同胞，没人给过他们选择的机会。这一枪，既平息了战士们的怒火，又没有让仇恨把队伍变成另一群魔鬼。战争会把人逼到极限，可一支队伍如果只剩下以牙还牙的本能，那和禽兽有什么区别？

回过头看那句“砸死他”，喊得解气，喊得悲愤，那是被逼到绝境的人用最原始的方式在嘶吼。理解这种情绪，但不等于要照着去做。宋时轮那一枪，算是给那个疯狂的年代留下了一点清醒。当然，这话要是跟当年牺牲者的家属说，人家可能啐我一脸。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记住仇恨，但不能被仇恨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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