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刘少奇视察南昌期间本想不留宿，水静灵机一动用巧妙方法成功让他留下来了！
1959年7月，一个闷热的下午，庐山云雾翻涌。山腰那幢灰墙红瓦的小别墅里，几位首长围坐木桌，茶香浮动。刘少奇端着粗瓷茶碗，听着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讲当年井冈山的故事。席间，夫人水静亲手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石鸡”。那是一种仅在深山溪涧间才能捉到的小禽，肉质紧实，味道清鲜。刘少奇夹了一块，笑道：“这东西我可有几年没尝到了，在雪山草地时，可盼着它出现。”一句话，把桌上的人都拉回了硝烟与饥饿交织的岁月。饭后，他叮嘱杨尚奎夫妇：“不忘本，就是不忘人民。”
两年后，1961年3月，中国正从前期的困难中慢慢爬坡。中央决定再次在庐山开会，对经济形势作出评估。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带队往南方走访，脚步停在了南昌。他想实地看看冬麦生长、春耕备耕的真实情况，也想到工厂和兵工厂听听工人意见。按既定行程，只是半日停留，当晚便要转车去上海。车站前人声鼎沸，杨尚奎和水静已等候良久。火车进站那一刻，汽笛声穿过薄雾，水静掂了掂手中的保温桶，里面仍是那道“石鸡”。
握手寒暄后，杨尚奎郑重提出：“南昌这几年变化不小，请您在本地住上一晚，明晨再走。”刘少奇摆手：“行程紧，上海还有会。晚上多留一步，大家都要忙，咱就不麻烦了。”说完，他将帽檐压低，似要把这事定了。对驻守地方的干部而言，中央领导落脚与否不只关乎礼仪，更是一次集中展示的机会。南昌正筹划在秋后上马的新项目，希望借这趟视察争取更多设备指标。为了这顿家常便饭，水静忙碌了两天。刘少奇一句婉拒，厨下火盆却已烧得通红，灶上汤也滚着泡。

南昌车站并不宽阔，大批工人自发聚在站台边缘。有人攥着红绸花准备献给王光美，有人举着自制横幅写着“欢迎刘副主席”。秩序员有些焦急，生怕群众过分涌动影响行车。水静心里比谁都急。看着丈夫又一次上前劝说被拒，她忽然想起当年庐山的小插曲——那份“石鸡”与一句“今天的幸福怎么来的”。她小步挪到刘少奇身旁，压低声音：“老首长，树高千尺也要见根。老工人们听说您来了，守在国棉厂大门口，就想亲口向您汇报生产恢复情况。您若今晚不住，他们连影子都见不着。”一句话没用官话，满是家常。
“真的有这么多人等着？”刘少奇皱眉。水静点头：“天还没亮，他们就让人托话过来，说想听您讲两句。”停顿片刻，她补上一句，“他们说，当年要不是听您的话扛了下来，哪有咱们今天的厂房。”这一番话不长，却正好踩在群众路线的节拍上。刘少奇看向身旁的王光美，又扫一眼队伍里挥手的人群，最终笑了笑：“那就依你们，今晚住南昌。”

决定一出，警卫员忙着调整行程。市里的老工人代表、郊区农业社员、财贸口干部几乎同时接到通知，晚上七点，洪都剧院安排见面座谈。剧院门前天色墨蓝，霓虹管却亮得扎眼。一位五十几岁的纺织女工拎着新织的棉布样本，嘴里反复念着准备好的发言稿；另一头，试车线的青年技术员把刚写完的节能改造方案塞进公文袋，准备请首长批示。这些场面，让人立刻联想到几十年前“支部建在连上”的传统——见面，倾听，现场决断。
当天夜里十点半，座谈结束，刘少奇在洪都剧院后台同工人代表逐一握手。“你们说困难多，可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把安全、质量守住，生产自会往上走。”随后他转向杨尚奎，“地方上要实事求是，该请示就请示，莫嘴上说困难，心里怕担责。”短短几句，切中要害。不远处的水静忙着给工人分糕点，回头听见这话，脸上浮现轻松的笑。
次日五点，南昌街巷还笼在晨雾里，刘少奇已起身到赣江岸边查看防洪工程。巡视完毕，他在备忘本上写一句：“江水靠堤，民心靠实干。”王光美把字条折好收起。六点半早餐，仍是简简单单四碟小菜、一锅米粥、一盘“石鸡”。刘少奇夹起一块，略顿，说道：“味道更好了。”水静回答：“如今油盐足了，做起菜来不发愁。”对话不过十余字，却像给两年之前的那顿饭划上一个注脚——艰难日子已过去，但不该被忘掉。

上午九点，列车缓缓启动。站台上，老工人们扬起灰帽，大声喊：“欢迎再来！”车窗里，刘少奇挥手，看见水静仍立在人群前排，便笑着道一句：“下回不许耍巧，可要提前说好。”南昌已经看不见了，车厢里却仍飘着淡淡的山珍香。有人悄悄感叹，这一夜的停留，用不了多少经费，却让上上下下心里都热了一阵。
这件小事在当年的日报上只占了一格豆腐块：“刘副主席在南昌与群众亲切交谈”。篇幅虽小，却被许多干部剪贴保存，因为它透露一个讯息：中央的目光还在基层，政策的尺度仍要靠调查来把握。东道主的机智、群众的热情、领导的态度，共同完成一场没有剧本的政治交流。多年后回头审视，会发现政治生活里的温度，往往就藏在这种看似不起眼的留宿与否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