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毛主席视察南京无线电厂，将写有“毛”字的工件误认成赠送自己的特别礼物
1955年12月底的一个深夜，南京无线电厂宿舍楼的走廊灯一直没熄。值班室里挂着毛毯的电话突然响起，槐亚东匆匆披衣接起，只听话筒那头低声提醒：“准备迎接最重要的客人。”放下电话，他看了看表，凌晨五点不到。厂部随后亮起灯光，车间主任、工会干部、保卫科齐聚小会议室，几分钟内列出三条硬要求：岗位不许乱动，机器保持满负荷，所有领导靠近一线指挥。这种雷厉风行的动员方式，在第一五年计划末期并不罕见，只是往日的通知通常还有缓冲，那天却只给了他们短短几个钟头。
天刚蒙亮，省公安厅警卫分三路到场，门岗、要道、仓库都加设流动暗哨。有人好奇：既是参观，为何如此保密？事后想想就明白，一来确保安全，二来防止消息外泄引起围观妨碍生产。与此同时车间依旧轰鸣，工人照旧划线、装夹、磨削，不少年轻人边操作边用余光瞟向门口，满面都是难掩的兴奋与紧张。那阵子，全国上下都在比进度、拼产量，能被挑中接受中央首长视察，本身就是“政治可靠”的象征。

上午十点，一辆黑色吉姆汽车悄无声息驶进厂区，大家才确定传闻中的贵客正是毛泽东。老人家一下车就抬头左右张望，仿佛要把车间的尘埃都收入眼底。他走得极慢，却不愿别人搀扶，身旁工作人员小跑都未赶上。槐亚东迎了上去，两人握手时，毛泽东笑问：“昨晚没耽误你睡觉吧？”这一句轻飘飘，却像松开了车间里紧绷的弦，周围工人忍不住憋笑。
刀具工段最先进入视线。陈列柜里排着十几台从苏联引进的卧式车床，旁边两台是厂里自行改装的半自动型号。毛泽东蹲下察看冷却油回流管，问：“换油多久一次？”工人回答：“三天循环一次，废油回收。”他点头，又拍拍机床外壳，“国外能造的，咱们也要能造，这才算底气。”那句平实的表态，比任何文件都来得有分量。会后厂里立即把那两台改装机床列为样机，追加了研发经费。

穿过冲压车间，就是由钢架拼出的临时装配区。这里清一色十七八岁的学徒，白围裙上还沾着焊锡痕。毛泽东停下脚步，同一个扎着麻花辫的女工攀谈，得知她才十六岁，便说：“年轻好，手脚快，耳朵也灵，学技术趁早。”对话不过短短几句，却让在场的青年满脸放光。那时的中国，电子工业刚刚起步，需要大量新鲜血液，而政治领袖的一句话比技校招生广告更具号召力。
小插曲发生在总装区角落。一块用牛皮纸包好的铝制波段切换器等着检验，外包装粗粗写着一个“毛”字。毛泽东信步走到跟前，随手拿起，还没等陪同人员开口，他先发声：“这是给我的？写着我的姓，可不能白拿呀。”一句玩笑把尴尬扔给了身旁的检验员，那位小伙子涨红了脸结巴说不清。原来这件工件出自一位叫毛丑牛的技工，他习惯把姓写在封皮上以便追溯。误会揭晓后，毛泽东大笑：“本家做的东西更要过硬。”围观者也都乐了，这份笑声比机床声还响亮。

类似把工件写上姓氏的做法，在当时不少厂里流行。它让每一道工序都能找到责任人，既是简单的标记，也是质量管理的雏形。后来厂里把这套方法固化为制度，凡是装配、焊接、检验都需落实名，一旦返修能迅速定位。许多老技工回忆，这比任何口号都更能锻炼人，因为谁也不愿让自己的名字和次品捆在一起。
参观持续到中午，毛泽东没有安排饭局，只让秘书口头转达“给工友们问好”。他走出厂区时，院内楼梯口早已站满职工，车子发动，掌声如潮，一批刚从夜班换下的工人甚至套着油渍工作服追出几十米。下午三点，厂礼堂里召开总结会，槐亚东说得很直白：领导看中的是我们能否自立，更看重是否节约每滴油、每块钢，从今天起谁也不能掉链子。会后厂党委把十一日定为“自力更生日”，年底评奖一律参考这天后的产量、质量与节约数据。

时间推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熊猫牌”收音机批量出口东南亚，南京无线电厂成为国内几家能够同时生产收音机与小功率发射机的骨干企业。回看其技术线路，最初的两台半自动车床、青年学徒的焊接班、工件背后的责任标记，都与那次视察密不可分。亲民的谈笑隐藏着方向盘，国产化、节约、人才培养，这些关键词日后化为制度、指标、甚至一代工人的职业荣誉。
在很多老职工心里，那天早晨的紧急集合、大门口的吉姆车、纸包上的一个“毛”字，一直固执地亮着。国家工业化进程浩浩荡荡，个人犹如铆钉般渺小，却能在钢铁与电流间留下姓名。这种被看见、被点名的瞬间，恰恰构成了那一代工人最引以为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