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区机关拟出文件全面禁止打猎，许世友阅后批注：可以允许大家打鸟这类活动吗？
1954年初冬，北京西山初雪未化，松针被压得微弯。一队警卫默默随行，为首的中年将领步履轻捷，肩上斜背一支乌黑马枪。寒风卷着松脂味扑面而来，他却兴致勃勃，眯眼辨着树梢的鸟影。同行战士低声提醒：“首长，机关说最近别开枪。”他笑而不答，只把帽檐往下一压，继续向林中最幽深处摸去。
在战火硝烟里摸爬滚打二十余年，枪对许世友已不仅是武器，更像身体的延伸。和平来临，他把瞄准、埋伏、抢击的全部本领移植到狩猎，仿佛换了战场却未换身份。有人统计，他外出打猎的次数比开会还多；他自己却说：“打几枪，心里就踏实。”不得不说，这种“踏实”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那是一代将领从步枪声里走向新生活的方式。

白云山的野猪是他津津乐道的“战绩”。当地老乡诉苦，说夜里总有黑影毁庄稼，大家束手无策。许世友带着几名警卫赶到山边，先让人蹲点，记月相、探足印、标记出没路线。前八夜毫无所获，第九夜月黑风紧，他干脆趴在草丛里一动不动。凌晨三点，野猪现身，他一枪爆响，猎物应声而倒。首长当场把肉分了，剩下一只小猪仔送进军区农场，结果小家伙半个月便“绝食”而亡，这插曲令他颇为惋惜，也让人第一次认真思考野生与圈养的隔阂。
猎兴所至时，规则常被抛诸脑后。1974年春，广州市郊白云山已成旅游热点，林业公安开始严格禁猎。军区机关起草了一份《严禁打猎暂行规定》，行文很硬，要所有军以上干部带头执行。文件拿到许世友案头，秘书等了三天也没见签字，只听他抬头问：“写得挺好，可鸟不在里头吧？”秘书愣住，不知如何作答。

几天后，规定还没正式下发，他便扛枪又上了白云山。不巧碰到两名森林警察检查武器，随行警卫递了工作证，对方仍不松口。僵持中，许世友走上前，拍拍枪托，说：“别紧张，今天只打鸟。”短短七个字，把军人威势、江湖味道和一点顽皮全揉在一起。林警对视一眼，最终还是敬礼让行。那一夜，麻雀与斑鸠纷纷中招，天亮时他拎着食袋回城，像打了一个漂亮伏击。
文件最终还是下来了，只是末尾多了一行手写批注：允许首长适量猎取小型鸟类作靶训。机关干部拿到成稿，面面相觑，却没人再去追问。制度在那一年尚显稚嫩，个人权威常能轻松改写文本，这一幕颇具时代象征意义：行政治理刚起步，法与情、人治与法治互相角力，胜负常在一念之间。

说到枪不离身的习惯，圈内人都见怪不怪。不论婚礼还是病房，他的手总离枪不到一臂。1943年在鲁南结婚时，他对新人笑道：“别紧张，看个戏。”随即抬腕，“砰砰”两声，将新娘鬓角花束悉数打落，宾客惊呼又喝彩；多年后住院检查心脏，他照旧把驳壳枪塞枕头底下，护士夜查房被吓得直说“这位同志睡得可真安心”。
1976年9月，接到去北京吊唁的通知，他扒开衣柜第一件事还是找枪。军委办公厅来电反复申明会场不得带械，他只留下一句“行李里不算带枪”便登机，抵京后被守卫拦下，他沉声道：“有事找总参。”守卫只得通报，最终还是让他佩枪进入人民大会堂。那支枪在悼念大厅里并未发出任何声响，却像一面看不见的旗帜，昭示着旧日沙场的影子尚在。

从枪口下走来的将领，有恩怨分明的爽直性格，也有对纪律的本能尊重，可当个人偏好遇上新制度，总会激起波纹。许世友对待猎枪的执念，一方面维系着昔日战斗的记忆，另一方面也让机关头疼。白云山的“打鸟令”看似幽默，却暴露了管理体系尚未细化时的缝隙。制度最终会完善，人情却难以裁剪，这正是那个年代折射出的特色景象。
有意思的是，随着八十年代环保理念深入人心，军区内外的猎枪逐渐被封存，打鸟的“白名单”也随之作废。年轻军官谈论休闲活动时，已改口说去钓鱼或攀岩。当年那份加了批注的文件，如今躺在档案室的灰色封套里，被归入“历史沿革”一栏。字迹仍旧潦草有力，仿佛随时会跳出一句：“打鸟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