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娶小妾新婚之夜立下特殊家规：孩子必须叫阎锡山妈，小妾只能负责生养，这合理吗？
一九六四年仲夏，台北郊外的石灰土坡上，新近落成的阎氏家族墓静静矗立。送葬的人里，没有多少军装，也听不见当年三晋军号的回响，但作为正室的许竹青，仍被阎家以最高规格葬在这里。满城风雨之后，她依旧占据主位，连墓碑上的书法，都是士林有名的老书家亲手题写。这一幕，让不少旁观者想起半个世纪前发生在山西督军公署里的那桩“新婚夜立家规”的旧事。　
时间回到一九一四年。辛亥革命尘埃未定，山西已是阎锡山的地盘。按惯例，三十出头的他本该儿女绕膝，可结发妻许竹青跟他同甘共苦十七年，肚子却一直没有动静。阎家长辈催得紧，他自己又对香火格外在意，便托人从同乡许家挑了一个年仅十四岁的姑娘，改名徐兰森，当即迎进督军府。　
外人道阎督军纳妾是因美色，事实上这桩婚事谈不上风花雪月。新房张灯结彩，主人却没有与新妇对拜，而是让她跪在院中，依次给许竹青、给阎母、给几位族中长辈行磕头礼。礼毕，阎锡山开口，声音干脆：“以后生的孩子，只能叫竹青为母，你是姨。”一句话，定了规矩，也定了层级。　
这种做法并不稀奇。清末以来，北方士绅家庭奉行的“子归正室”模式，只是到了军阀府里更显冷硬。有意思的是，许氏很快接受了角色。长辈给她的嘱咐是：照顾好身体，多生孩子，为阎家开枝散叶。她点头，眼里却看不出欣喜，似乎一开始就知晓自己的定位——工具而非妻子。　

后来十几年，许氏先后生下了五子一女。老大阎志恭、老三阎志信没熬过幼年，老二阎志宽到日本陆军大学留学，二十七岁病殁东京。只剩四、五子撑起子嗣：阎志敏在美国拿到电子工程博士，辗转去了巴西当工程顾问；阎志惠抗战时任驻日武官，战后随父去了台湾，又下海经营酒馆，活到二〇一一年才因心脏病过世。　
阎家最常被人津津乐道的，不是这些子女的履历，而是家规一次次引发的暗流。一九三五年春节，四子志敏偷偷在院中叫了声“妈”，许氏刚露出笑，就被走廊里的仆人听见。仆人转述给许竹青，正室勃然大怒，砸碎了一套刚从天津运来的法式瓷具，随即收拾行囊回太原老宅。　
这个举动在当时等同于宣战。阎锡山急忙赶去，门口守卫却说夫人只留下一句话：“世上哪有孩子不叫生母做娘的道理？”那一夜，阎锡山垂手站在门外，很久没说话。最终他让步，却只是派人去府里贴条子，命所有佣人不得再将此事传出半句。许竹青继续掌管内外账目，但和丈夫形同陌路。　
多年以后，两人关系虽未修复，名分却无动摇。理由很简单：在军阀社会圈，正室代表一条稳固的社交网络，也是政治盟约的象征。对阎锡山而言，失去夫妻情感并不可怕，失去家族盟友的背脊才危险。于是，这段分居状态一直维持到抗战、到内战、直到台湾海峡的另一端。　

权力对家庭结构的塑形，还在另一个细节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二儿志宽病故后，他的年轻妻子赵秀金成了寡妇。按常理，再嫁给富户不难，可阎锡山却直接下达命令：“从今天起，你便是五弟媳。”有人暗示此举不合祖制，他只是挥手：“一家人，财不外流。”一句话堵死所有异议。最终，赵秀金与五子志惠又育有几名子女，家族的资产、情感、乃至传闻，全都被捆在一团。　
外界看阎锡山，往往只看到他那句“宁可我负天下，不许天下负我”的坚硬姿态，却忽略这一姿态在家事之中同样适用。他治山西时倡导新学、办实业、劝生育，可一到自家门户，仍旧套用封建纲常。许竹青的“母位”被制度化，许氏的“姨称”则被固定，孩子们的称呼仿佛军令，容不得差池。　
不得不说，这种矛盾在军阀家庭里并非孤例。段祺瑞、张宗昌的府邸也有相似安排：正室握话语权，小妾负责开枝散叶，子女归正室管理。不同的是，阎锡山把它写进了铁面家规，甚至连变通余地都没有。一次宴席上，有参谋悄声议论：“老阎治军仁厚，治家可真严。”另一人答：“权在手，谁敢不从？”　
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任职北平剿总，家族成员星散各地。四子志敏远赴南美，侧面保证家族血脉留有海外“安全屋”；五子志惠随父左右，既是近身翻译，也是潜在接班人。对外是一纸调令，对内却是刻意布局——政局一旦翻覆，总得有人可以在异国撑住家族旗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阎锡山撤离大陆时，带走的箱子里，除去文书、金饰，最多的竟是家谱和诸子留学档案。他担心的不是个人前途，而是阎家阵脚。恰在此时，许竹青已届耳顺，仍留在太原照管祖坟。夫妻再难谋面，可族谱上，她照旧排在“嫡母”栏首位，下面一长串“志”字辈子孙，母亲一栏全写“许竹青”，姨母一栏标注“徐兰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