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判刑，那就高额罚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李玫瑾教授建议，凡是扶了老人被要求天价赔偿的，在老人拿不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按“敲诈勒索”起诉进行严惩！
 
这话能冲上热议，根子不在“大家不想做好事”，根子在“做好事太容易倒霉”。近一两年，类似事一件接一件冒出来。

2025年9月，湖南常德桃源县的尹先生，骑着摩托车带发烧的孩子去医院，路上看见一位老人骑自行车没稳住，重重摔倒在地，自行车还压在了老人腿上。

尹先生心善，压根没多想，赶紧停下车，先把自行车扶起来，又小心翼翼把老人扶好，确认老人意识清醒、没大事，周围也有路人过来帮忙，他才放心继续带孩子去看病，满脑子都是赶紧给孩子退烧。

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份好心，转眼就变成了麻烦。孩子的病还没看完，尹先生就接到了交警的电话，说他被人指控肇事逃逸。

紧接着，老人家属也打来电话，态度硬得很，一口咬定就是尹先生骑车撞了老人，直接开口要3万块钱，说是医疗费和护理费，还威胁尹先生，说他无证驾驶，不赔钱就送他坐牢。

尹先生当场就懵了，自己明明是救人，怎么就成了肇事者？他一遍遍解释，可对方根本不听，还反问他：“不是你撞的，你干嘛要扶？”

更让人无奈的是，事发路口刚好是监控盲区，没有直接证据能证明尹先生的清白。按道理说，谁主张谁举证，老人说被撞了，就该老人拿出证据，可到头来，却变成了尹先生要自己找证据证明没撞人。

为了洗清冤屈，尹先生放下手头所有事，拉着亲戚朋友，把事发地周边二十多个摄像头挨个排查，一家家商铺、一栋栋楼道去问，整整忙了十几天，终于在五十米外的居民楼楼道里，找到了关键监控。

视频拍得清清楚楚，老人是自己因为路面湿滑摔倒的，两分钟后尹先生才骑车经过，停车扶人后就匆匆离开，摩托车和老人、自行车全程没有任何接触。

铁证如山，尹先生终于洗清了冤屈。可事情的结局，却让人心里堵得慌。

老人家属在证据面前，就轻飘飘说了一句“对不起”，没有任何像样的道歉，更没有赔偿尹先生这十几天的误工费、交通费，连一句真诚的愧疚都没有，这件事就这么草草了结了。

不光这一起，2025年2月，山东临沂的王先生，扶了一位骑车摔倒的老人，也被家属诬陷成肇事者，平白无故承受了好多天的指责和压力。

还有2024年5月，上海一位公交司机，看到老人下车后摔倒，赶紧下车去扶，结果老人拉住他不放，不让他走，现场好多人作证，最后报警才弄清楚，老人是醉酒摔倒，虽然没构成讹诈，但也让司机虚惊一场，更让网友们心里发慌。

这些事之所以让人寒心，不是因为大家冷血，而是讹人的成本太低，做好事的代价太高。

那些讹人的老人和家属，心里打得算盘很清楚，反正没证据也不用担责任，讹成了就赚一笔，讹不成大不了说一句“误会”，拍屁股走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

可做好事的人呢？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自证清白，还要承受精神压力，甚至可能被人谩骂、威胁，耽误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有人说，法律早就有规定，自愿实施紧急救助的人，造成被救者损害，不用承担民事责任。

律师也说，讹人者如果有索赔加威胁的行为，就算没拿到钱，也能按敲诈勒索立案处罚，单次勒索3万块就达到了“数额较大”的标准，能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杭州甚至还通过地方立法，把举证责任倒过来，不用救人者自证清白，而是要被救者拿出证据证明被撞了，大大减轻了救人者的负担。

可问题是，这些规定大多是事后救济，很多救人者被讹后，觉得打官司太麻烦、耗不起时间精力，就选择自认倒霉，放弃追责。

这就导致，很多讹人者明明触犯了法律，却能全身而退，反而助长了这种歪风邪气。

李玫瑾教授的建议，其实就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付这种讹人的行为，不能只靠道德谴责，必须用法律严惩。道德只对讲道德的人有用，对那些想靠讹人捞好处的人，根本没用。

只有让讹人者付出惨痛代价，比如高额罚款，就算不能判刑，也要让他们心疼钱，让他们知道，讹人不仅没好处，还会亏大钱，甚至影响自己和家人，他们才不敢再随便动歪心思。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老人摔倒，第一反应不是上前搀扶，而是犹豫、退缩，甚至赶紧躲开。

这不是社会冷漠，是大家被讹怕了，是怕自己的一片好心，最后换来一身麻烦。我们都希望，有一天，看到老人摔倒，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不用怕被讹，不用怕惹麻烦。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落实李玫瑾教授的建议，加大对讹人行为的打击力度，让讹人者无处遁形，让做好事的人得到保护。

只有这样，才能留住社会的温度，才能让助人为乐的美德传下去，才能让我们每个人，都敢放心地做好事，都能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有人愿意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