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美伊谈判，一个根本问题是，美国究竟在与伊朗的什么人谈判？

本质上，特朗普希望能找一个哈梅内伊去世后，更容易打交道的群体。
但现实是，伊朗政权中的领导真空已被革命卫队强硬派成员填补。

伊朗如今的领导层，特别在革命卫队中，他们不再相信哈梅内伊的克制能保护伊朗。

以色列定点清除的上一代革命卫队领导人，多是哈梅内伊的信徒和追随者，也认为克制和隐忍才是药方，方能保护伊朗。

外界对哈梅内伊有很深误解，认为他是极端头子。
老哈在伊朗国内的作用，其实是最大调和者。
比他极端、强硬的人多的是，但没有一个人能有他这样的“黏合能力”和权威。

“后哈梅内伊时代”的新领导层对伊朗的安全观，有了全新认知和体悟。

他们认为哈梅内伊错了，正是他的克制立场，招致了伊朗目前面临的侵略。

卡利巴夫议长确实也是哈梅内伊的追随者，也有相当大权威。

但以他为代表的新集体更愿意冒险，愿意做以前不会做的事情：你敢升级事态，我们就奉陪，还可能比你们升级得更猛烈。

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更开明，并不排斥谈判。甚至可能比哈梅内伊更愿意谈判。

哈梅内伊采取的其实是是不接触、不谈判、不开战的“三不战略”。
他在世时，没人挑战他的权威。反思都可能会被认为离经叛道。

老哈也无法自己否定自己。
这就是他生前的困境，也是伊朗的困境。

在他殉道后，就有了对安全观调整和修正的空间。

新领导层基本信念是：我们不怕战争，我们也不怕谈判，不再克制，不服就干。

但同时也更灵活，更有手段。

这是一种基于能力的现实主义。

对特朗普来说，他亲手制造了一个更难打交道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