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 周裕锴| 本事与本义

在宋代的学者中流行这样一种观念：作品的本义是由本事决定的，因此一旦本事确定，就可以决定阐释的有效性。这一点非常重要，有很多现象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这和美国学者赫施提出的“历史性”（historicality）概念非常相近。我们前面讲过，赫施是强调阐释的客观性的，他所谓的“历史性”不是不断变动的历史，而是历史上的某一个点：“它肯定一个历史事件，即一个本来的传达意图，可以永远地决定意思的恒久不变的性质。”正因为宋人迷信本事的权威性，所以有时致力于史料分析，有时甚至利用对本事的迷信来编造本事以证明自己解释的正确。

宋代人既然认为本事决定意义，依此逻辑反过来说，作品的本义也可以通过本事的改变而改变。因为本事这个概念至少有两个内涵：一是指客观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二是指经人用文字记录下来的事件。人们记录下来的事件与真实发生的事件之间往往有落差，有的时候是人为的改变，有的时候是由于道听途说就记录下来了，造成事实的歪曲。正如宇文所安《诗歌与其历史背景》说：“我们决不可能知道事实究竟如何，我们拥有的一切只是事实究竟如何的故事。”历史说到底是一种文学的书写，由于故事是经人记录或讲述的，会因记录者、讲述者的历史局限而产生差异，所以同一个文本可以拥有不同的“本事”。换句话说，决定本义的本事自身也是不能确定的，不仅后人的记载会出现不同的版本，而且作者有时也会记错、弄混……由此可以看出，意义是由本事决定的。本事确定的本义，按理说是固定的，问题就是多元性的本事比较麻烦。这样一来，诗歌文本的多元化诠释，就以“本事的多元化”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说到底，这些诗本身不具备历史要素，是象喻性的文本，象喻性文本不决定于文本内部，而决定于文本外部，所以会出现这种“本事多元化”的情形。

宋人历史主义的观点，或者说“知人论世”之学，就是要避免这种“本事多元化”的情况发生。所以自宋代开始，有的诗歌题目很长很长，有的时候题目不长但下面加了个序，有的时候加了序还不够，还加上了自注。与唐诗中大量普泛化的乐府古题相比较，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诗诗题变得更加详细繁复，并且常常加上附有本事的序，为了避免读者的误解或歧解，甚至出现了“公自注”的现象，由作者直接充当阐释者。宋词也是如此，从苏轼开始，不少作品除了词牌之外，又有了题和序，这意味着作者在创作时已充分考虑读者接受时的需求，尽可能交代可供读者“以意逆志”的背景。

苏轼、黄庭坚等人采用详细繁复的诗题、常常附上序和“公自注”等做法，好处是给读者提供了“以意逆志”的背景，缺点是当诗和词的本事变得很清晰、本意变得很确定的时候，文字的隐喻性、象征性、多义性就渐渐消失了，“意在言外”的寄托因为本事的指正而“意尽句中”，“见仁见知”的文义因为本意的确认而“必有所指”，诗歌含蓄蕴藉的艺术魅力也大大降低了。所以很多人喜欢唐诗、喜欢李商隐的朦胧诗，就因为它们的不确定，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相应的情感寄托。

——《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pp.26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