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智利作家聂鲁达，跟随苏联代表，一起前来中国考察。

此行，他们是为了给宋庆龄颁发列宁和平奖。

到达北京机场，包含丁玲、茅盾在内的一众文学家，前去迎接他。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他描述了自己的此行经历。

他说：颁奖结束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了获奖人之外，还有周先生和朱元帅。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的旁边，她很高贵，也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女性。

我们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

这种中国式的敬酒，迫使你将杯中的酒杯一饮而尽，一滴不剩……

那时候的中国人，都喜欢穿着蓝色衣服，一种不分男女的蓝色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

那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遭遇了物质匮乏和困难。

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样的情况…

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让我感到很烦恼。

我们要去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都变成了国家大事。经过紧张的商量后，我们浩浩荡荡从酒店出发，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

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十五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同时十分坚决地决定，绝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离开中国后，聂鲁达在书里这样写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笑着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

中国孩子的笑是这个人口大国收获的最美的稻谷。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

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灿烂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

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可以在鼻子底下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这是官员们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