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在越南关押6年的“叛徒”汪斌回到国内，昔日战友纷纷指责他是卖国贼，上级也开始对他严格审查，不过一个神秘人的到来，却让汪斌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84年4月28日清晨，当时汪斌所在的118团1营奉命执行敌后穿插任务，需要趁着夜色在崎岖的老山雨林中迂回到越军后方，切断敌人的退路。
 
 
战前，14军军长突然更改了既定的穿插路线，要求部队从山坡上行进，虽然增加了隐蔽性，却也极大延缓了行军速度。
 
 
2连刚抵达1214高地附近，越军的瞬发引信炮弹就铺天盖地砸了过来。
 
 
这种炮弹碰着树枝就会在半空炸开，破片杀伤范围极广，战士们躲都没处躲。
 
 
连长王仕田和副连长丛明先后牺牲，指导员高少林身负重伤，全连几乎被打散。
 
 
汪斌临危受命接过指挥权，带着剩下的战士硬是冲出了包围圈。
 
 
按理说，任务到了这个份上，活下来就是最大的胜利。
 
 
但汪斌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他主动向营长请求，要带人返回战场抢回副连长和牺牲战友的遗体。
 
 
营长批准了，派了司务长韩金才和通讯员邵文忠跟他一起去。
 
 
三个人在48号高地附近撞上了越军的一支小分队，对方抢先开火，韩金才和邵文忠当场中弹倒下。
 
 
汪斌左腿也中了一枪，行动越来越迟缓。
 
 
眼看着越军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他拼尽全力朝远处还在抵抗的战友喊道：“向我开枪！打死我！”但那个战友端着枪，手指搭在扳机上，泪流满面，最终也没能狠下心来扣动扳机。
 
 
汪斌被打晕在地，就此成了老山战役中唯一被俘的解放军军官。
 
 
被俘之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噩梦。
 
 
越军从他身上搜出了望远镜和指挥装备，断定这是个不小的角色，立刻把他当成了重点“攻关”对象。
 
 
汪斌先后被转押至多个监禁地点，最终关进了河内的一座监狱。
 
 
敌人用尽了手段：先是许以好处，承诺只要配合就给他高官厚禄，汪斌骂了回去。
 
 
见软的不行，对方就动用了各种酷刑，从电击、鞭打到饥饿和寒冷，无所不用其极。
 
 
更阴毒的是，他们逼迫汪斌对着镜头说一些迎合越南立场的话，又将这些画面通过电台传播出去，想从政治层面制造中国军人变节的假象。
 
 
这些内容传回国内后，不明就里的战士们义愤填膺，有人甚至扬言要深入敌后亲手解决掉这个“叛徒”。
 
 
没人知道汪斌在铁窗里的真实处境，他曾两次试图自杀：一次用绳子挂上房梁，一次长期绝食。
 
 
每次都被看守及时发现并制止，换来的反而是变本加厉的折磨。
 
 
1987年，他费尽心思准备了大半年，终于找到机会凿开牢房的墙壁逃了出去，但因为身体早已被摧残得极度虚弱，没跑出多远就被追兵重新抓回，随后遭到了更加严酷的监管和虐待。
 
 
六年的时间里，他在监狱中日复一日地被折磨，体重从当初的六十多公斤直线掉到回国时的37公斤，还落下了胃出血等一系列后遗症。
 
 
回到国内，汪斌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
 
 
身体上的伤可以慢慢养，可精神上的伤没那么容易愈合。
 
 
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战友看他的眼神变了，背后的议论声像刀子一样扎在他心上。
 
 
他被隔离审查了一年多，组织要逐条核实他在被俘期间有没有说过不该说的话、做过不该做的事。
 
 
这个阶段汪斌整个人几乎处于崩溃边缘，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拼死要活着回来到底是不是个错误。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人来了。
 
 
开国大将陈赓的儿子陈知建，当时担任某部副师长，专程到医院来看望他。
 
 
陈知建走到病床前，握住汪斌那双干瘦的手，说了一句话：“我相信你。组织上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同志。”
 
 
汪斌的心慢慢定了下来，他开始积极配合组织的各项调查，把在越南六年的遭遇一五一十交代清楚。
 
 
调查结果出来那天，一切都有了定论。
 
 
组织上确认：汪斌在被俘期间没有投敌叛国行为，没有泄露任何军事机密，没有做过任何有损国格和军人人格的事情。
 
 
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是他沉默坚守的证明。
 
 
上级最终恢复了汪斌的军籍、党籍和干部职务，考虑到他的军龄和之前的贡献，还授予了他上尉军衔。
 
 
但由于他的身体已经严重受损，不再适合继续留在部队服役，1993年初，组织安排他转业回到山东邹城的电力系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