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主要信源：（人民网——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后兩個字）

1992年7月，北京的夏天闷热潮湿。

在301医院的病房里，邓颖超同志的生命走到了最后时刻。

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一生的杰出女性，当时已88岁高龄。

7月10日晚上，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和夫人前来探望。

当秘书在她耳边轻声告知后，病床上的邓颖超用尽气力，发出了微弱的呼唤。

这声呼唤，成了她留给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提到邓颖超同志，许多人会自然想到她与周恩来总理的革命情谊。

他们自青年时代结为伴侣，共同经历了漫长而艰险的革命岁月。

在动荡的战争年代，邓颖超同志曾因革命工作的需要和恶劣的环境，经历了失去孩子的痛苦，并且此后再未能生育。

但这份个人的巨大遗憾，并没有让她变得孤僻，反而转化成了更为博大和深沉的爱。

她和周总理将许多革命战友的子女、在战争中失去父母的孤儿，都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关怀照料。

李鹏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父亲是著名的革命烈士。

邓颖超和周总理对他的成长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这种关怀超越了血缘，是革命大家庭中长辈对后辈最真挚的情感。

所以，李鹏同志一直亲切地称他们为“周伯伯、邓妈妈”。

邓颖超同志对孩子们的关爱，不仅仅局限于身边熟识的烈士后代。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山河破碎，无数儿童流离失所。

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邓颖超同志以极大的热情和责任感，投身到抢救难童的工作中。

她与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多方奔走，积极筹划，于1938年3月在武汉牵头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

当时，她完全有资格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各方力量共同抗日，她主动谦让，不在乎个人名位。

她说，大家是为救国和保护孩子聚在一起的，只要工作有需要，她一定全力以赴。

保育会的工作充满危险，工作人员常常要冒着炮火，从战区的废墟中抢救孤儿。

他们的工作也极为繁琐，要为这些孩子寻找安全的栖身之所，解决他们的衣食和教育问题。

邓颖超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带头捐出他们微薄的薪水，带动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捐助。

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保育会先后在全国多地建立了数十所保育院，救助了数万名难童。

邓颖超同志特别重视这些孩子的教育，她认为，救助儿童不仅是给他们一口饭吃，更要培养他们成为未来建设国家的新生力量。

她曾亲自去重庆等地的保育院和学校看望孩子们，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

正是基于这样一生为公，一生奉献的底色，邓颖超同志在晚年对待自己身后事的态度，才显得如此纯粹而令人动容。

早在1978年7月1日，党的生日这天，当时已74岁的邓颖超同志就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她利用午后时间，唤来秘书，摊开信纸，开始一字一句地撰写自己的遗书。

她对秘书说，要趁自己头脑还清楚，把事情交代明白，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这份清醒、自觉和自律，源自她内心根深蒂固的信念，个人的一切，包括身后事，都属于公事的范畴，必须清清楚楚，严守规矩。

在这份早早立下的遗书中，邓颖超同志事无巨细地做出了安排，核心原则只有一条，不搞任何特殊。

她明确表示，去世后遗体要火化，不保留，不搞追悼会，不设立任何形式的个人纪念场所。

关于住房，她声明自己居住的房屋是公家的，身后必须交还组织统一安排，绝不允许亲属继承。

特别指出周恩来的亲属不得因这层关系获得任何超出国家政策的特殊照顾，在工作、医疗等待遇上必须和普通群众一视同仁。

1982年，她又对遗书进行了补充和重申，确保每一条都清晰无误，不留任何模糊空间，彻底堵上一切可能产生特殊化的“后门”。

这份遗书，不是临终前匆忙的嘱托，而是在她神志清明、身体健康时就写下的“生命契约”。

她并非不珍视个人声誉，恰恰相反，她以最决绝的方式，守护着自己和周恩来总理一生珍视的共产党员的清白名声。

她深知，作为备受尊敬的领导人，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具有标杆意义。

她提前把规矩立在纸上，就是为了防止身后有人因为对她的感情而“破例”，防止良好的初心变成特权的开端。

在写下遗书之后的十几年里，邓颖超同志依然忙碌在工作一线。

她到各地视察，关心改革开放的进程。

在泰山，她鼓励年轻的战士，在天津母校，她关心女学生的教育。

在葛洲坝工地，她与工人们一起在食堂吃饭，询问工资发放和劳动安全。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朴素亲切、嘘寒问暖的老人，她的行李箱简单，衣着洗得发白，始终拒绝任何特殊招待。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同志与世长辞。根据她的遗愿，丧事一切从简。

当她的遗书内容通过媒体报道后，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和深深的感动。

人们排着长队，自发地前来送别。

大家致敬的，不仅是她的革命功绩和崇高地位，更是她那份写到极致、做到极致的公私分明和廉洁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