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董竹君爱上已婚的陈清泉。陈清泉的夫人对她说：“你知道破坏别人家庭很痛苦，你为何将痛苦施加于我？”董竹君愣了一下，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那天的风有点冷，她站在法租界那间小茶室的窗边，手里的茶杯热得发烫，可心口却凉得很。她不是没想过这层关系会伤到人，只是没料到，被直白戳破时，自己竟连一句像样的辩驳都组织不起来。

董竹君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她出生在上海一个贫民窟，父亲是黄包车夫，母亲给人帮佣，十四岁那年，家里把她送进长三堂子学艺，只求换点活命钱。后来，她从那片声色场里脱身，嫁给了革命党人夏之时，随他去了日本，又一起回四川。

她开过工厂，办过书局，在男人主导的商界里硬生生闯出自己的名号。按理说，这样一个人，该有套自洽的逻辑，能把自己的选择讲得明明白白。可面对那位太太的质问，她发现，再多的道理，在“伤害”这两个字面前，都轻得像茶沫。

陈清泉是当时有名的报人，文笔锋利，思想新派，常来她的书局谈合作。董竹君欣赏他的才气，也觉得他懂自己——那种在旧社会里想活成“人”的倔强。可她没细想，这种懂得，是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婚姻之上。陈清泉的夫人出身书香门第，陪他从上海到北平，再回上海，十年间替他照顾病母、抚育孩子，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这些事，董竹君不是不知道，只是总安慰自己：“他又没打算离婚，我们只是……彼此需要。”

直到那天，那位太太把话摊开。没有哭，没有闹，就那么平静地看着她，眼神里没有恨，只有一种让人无力的清醒。董竹君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直用“爱情”当挡箭牌，却没真正算过这笔账：她得到的是一点精神共鸣，而对方失去的，是半生的安稳。

那之后，她开始躲着陈清泉。书局的门帘一掀，看见是他，就借口去后院查货；电话铃响，听出是他的声音，就直接挂断。她不是怕流言，是怕自己再面对那样的目光。有次在霞飞路碰见，他追上来，说愿意为了她离婚。她盯着他看了很久，说：“你离了婚，我就能心安吗？可你太太呢？她这十年算什么？”他答不上来，只说“我会补偿”。可有些东西，是补不回来的。

董竹君不是没爱过，只是她的爱，总带着点“算计”——算计着能不能让自己活得更有尊严，算计着能不能突破那些“女人该有的本分”。可这次，她算错了。她以为自己是在追求幸福，却忘了，幸福从来不是单个人的事，它连着别人的人生。那位太太的质问，像根针，扎破了她自我感动的气球。

后来，她把书局交给伙计打理，自己搬到了苏州，开了家小面馆。每天天不亮起来熬汤，看街坊邻居端着碗蹲在门口吃，听他们聊家长里短，倒觉得比在书局里跟文人周旋踏实。有人问她，是不是因为那段事受了刺激。她笑，说：“人呐，得学会给自己的心留块干净地方，不然，走哪都像踩在碎玻璃上。”

再后来，陈清泉去了香港，再没回来。董竹君听说，他后来过得并不好，文章没人看，生活也潦倒。她没觉得解气，只是更确定，有些路，走偏了，就再也回不到正轨。

那天的茶室，她后来再也没去过。但那位太太的话，她记了一辈子。不是因为愧疚，是因为那句话让她看清：任何选择，都有代价，而最该问的，不是“我想要什么”，而是“我拿什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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