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5日下午，张学良亲送老蒋回南京，走前，老蒋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不会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老蒋之言是出于真心还是虚伪不得而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也提及，说张学良决定随委员长赴京，老蒋是极力反对的。

张学良没有听进去这番话。或者说，他听进去了，但他选择不在乎。他以为，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是表明诚意的最好方式。然而他大概忘了，政治从来不讲诚意，只讲筹码。

时间倒回到1928年6月4日，凌晨五点多，沈阳西北皇姑屯站附近，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下，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事先埋好的炸药被引爆。

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第八节车厢被钢桥板砸碎，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被甩出车外，送回帅府后，于当日上午九时三十分伤重身亡，秘不发丧。

那时候的张学良，刚接到父亲重伤的消息，连夜化妆成伙夫，秘密赶回沈阳。回到沈阳，父亲已经咽气。张学良强压悲痛，模仿父亲笔迹签发命令，稳住局势，等一切安排妥当，才对外公布死讯。

从那天起，他把杀父之仇记在心里，再也没有庆祝过农历生日。那种仇恨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渗进骨子里的东西，跟着他过了一生。

正因为这段过往，张学良接掌东北军之后，对日本的每一步扩张都格外警惕。1936年，这种警惕已经到了临界点。

那年十月，蒋介石飞抵西安，张学良当晚便恳切劝说蒋介石联共抗日，两人谈了很久，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厉声斥责。张学良随后联络阎锡山，两人一同赶赴洛阳，再劝，依然碰壁。

十一月二十七日，张学良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请缨抗敌书》，写明要求率部北上参战绥远，报效国家，蒋介石以"时机未到"四个字打发回去。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再度返回西安，直接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摊牌：要么立刻进剿红军，要么将两部调往南方，把陕甘让给中央军来打。

这是逼到墙角的话，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张、杨二人当面再谏，无济于事。

三天后，十二月七日，张学良在华清池宴席上最后一次当面劝蒋，甚至落泪，话语里带着急切："若不对日本加以制止，我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依旧不为所动，最后拍着桌子说，就算被打死，"剿共"政策也绝不改变。

四谏皆空，加上密报指出蒋介石已拟密令要剥夺张、杨兵权，调东北军南迁，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走投无路之下，定下了十二月十二日的计划。

兵谏那天清晨，华清池枪声响起，蒋介石光着脚从窗子跳出，藏于后山石缝之中，终被东北军士兵搜出，带回西安。

事变震动全国，南京随即调兵向潼关逼近，舆论哗然，苏联方面也发表声明，将事变定性为亲日阴谋。形势比张学良预想的要复杂得多。

周恩来亲赴西安调停，宋美龄、宋子文也随后抵达，谈判历经数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口头承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变走向和平解决。

于是便有了次日下午那一幕：张学良执意亲送蒋介石登机，蒋介石劝他留下，张学良没有听。这架飞机先停洛阳，再转南京，张学良踏上的，是一条他自己根本没有算清楚的路。

抵达南京后，张学良立即被隔离审查。

1937年1月4日，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剥夺公权十年。蒋介石签署特赦令，但随即转为软禁，此后五十四年，张学良辗转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台湾多地，始终在卫兵的监视之下。

而与张学良同为西安事变主谋的杨虎城，结局远比软禁惨烈。事变平息后，蒋介石以"出洋考察"为由将杨虎城打发出境，实则架空杨虎城对西北军的指挥权。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杨虎城不顾阻拦秘密回国，随即遭军统逮捕，一关就是十二年，连参战的机会都没有。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与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以及身边数名部下，在重庆戴公祠内被秘密杀害，终年五十六岁。同是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二人命运的落差，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