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9岁北京知青摔断手臂，跑到县城买药。可药钱差1角，他恳请营业员帮忙：大姐，你行行好，我手快保快不住了！谁料，营业员冷笑：关我什么事！

张建平攥着那盒云南白药，手指头因为疼痛抖得厉害，柜台玻璃上全是他蹭上去的血。左胳膊吊在胸前，断骨的地方肿得发亮，袖口被血洇透了，粘在皮肤上，每动一下都像有人拿刀子在骨头缝里刮。他从大兴安岭的伐木点坐了四个小时拖拉机赶到县城，又跑了三家药店，只有这家有治骨伤的云南白药。药有了，钱不够。一块四毛三的药，他掏遍全身，只剩一块三毛三。就差一角钱。他把兜里那几张毛票全摊在柜台上，五分的、两分的、一分的，皱巴巴的，有几张被汗浸软了，粘在一起。

“大姐，我手真快保不住了，您行行好，就差一角……”他声音发颤，不是求人的软，是疼的。那个营业员四十来岁，烫着卷发，嘴里嗑着瓜子，眼皮都没抬一下。她拿手指头拨了拨那堆毛票，嘴角往下撇了撇：“关我什么事？没钱买什么药？”张建平愣在那儿，血从袖口滴到柜台上，一滴，两滴。旁边有人看不过去，小声说了一句：“这孩子怪可怜的，你就差他一角钱……”营业员把瓜子壳一吐：“可怜？下乡的知青多了，谁不可怜？都来赊账，我这店还开不开了？”

张建平没再说话。他把那堆毛票一张一张捡起来，攥在手心里，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营业员已经把柜台上的血擦干净了，正对着小镜子补口红。他推开门，外头的风灌进来，吹得他打了个冷战。他站在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不知道该往哪走。回伐木点？来回八个小时，到那儿手早烂了。不回去？他在这县城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他蹲在街边，把头埋在膝盖里，胳膊疼得他直冒冷汗。不知道蹲了多久，有人拍他肩膀。他抬头，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着蓝布工作服，手里拎着个饭盒。“小兄弟，你手怎么了？”张建平把情况说了，那人没吭声，从兜里掏出两毛钱，塞进他手里：“去把药买了。”张建平要站起来，那人按住他肩膀：“别动，我去。”他跑进药店，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那盒云南白药，还有一卷纱布。他把东西塞进张建平怀里：“赶紧找个地方上药，别耽误了。”

张建平想问他叫什么，那人已经走了，蓝布工作服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他蹲在街边，把袖子撕开，断骨的地方已经发紫了，肿得跟小腿一般粗。他拿水壶里的凉水冲了冲伤口，把药粉撒上去，疼得他直抽冷气。纱布缠了半天，缠得歪歪扭扭的，可好歹是包上了。

那年头，一角钱能买三个鸡蛋，能看一场电影，能坐五站公交车。可对张建平来说，那一角钱，是他一条胳膊。

他后来再没去过那个药店，也再没见过那个穿蓝布工作服的男人。1976年他回北京，进了工厂，当了工人，结了婚，生了孩子，胳膊上的疤跟着他一辈子。他有时候跟孩子说起这事，孩子问他：“那个阿姨为什么不肯给你一角钱？”他说不上来。不是不想说，是说不清楚。一个在柜台后头嗑瓜子的人，和一个蹲在街边发抖的人，中间隔着的不是一角钱，是别的什么。那东西，比一角钱重得多。

前几年有记者去大兴安岭采访，找到当年那个伐木点的老人。有个老人说，张建平那回手要是真废了，他就得回北京，再也当不了伐木工。那年头，当不了伐木工，就得去更苦的地方。一角钱，差点把一个人的一辈子给改写了。

可那个穿蓝布工作服的男人，没人知道他是谁。他那天大概是去药店给家人买药，大概是下班路过，大概是兜里刚好有两毛钱。他给了，转身走了，什么都没留下。他大概不知道，他随手给的那两毛钱，让一个19岁的知青，保住了一条胳膊。那条胳膊，后来扛过麻袋，拧过螺丝，抱过孩子，给瘫痪在床的老母亲翻身翻身，翻了几千个日夜。

张建平七十岁那年，把这件事写在一张小纸条上，塞进那个云南白药的空盒子里，锁进抽屉。他说，人老了，记性不好，怕忘了。可他又说，其实忘不了。那滴在柜台上的血，那两毛钱的分量，他记了一辈子。

那个营业员后来大概也退休了，大概也老了，大概也忘了，1970年冬天，有个知青在她柜台上滴过血。她不会记得的，因为她从来就没看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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