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我国急需一款师属主力榴弹炮，齐齐哈尔127厂临危受命，接过代号“122”的任务——仿制苏联M-30型122毫米榴弹炮。

1952年的冬天，齐齐哈尔的气温已经掉到零下三十多度，127厂的车间里却热得让人冒汗。刚从清华毕业没几年的周燕生蹲在一堆拆散的零件跟前，手里攥着钢卷尺，一会儿量量这个，一会儿比比那个。图纸还没到，苏联专家的影子都看不见，可上面催得急——朝鲜那边正打着呢，火炮不够用，等不起。厂里一咬牙，把苏联送来的样炮拆了个底朝天，零件摆了一地，大伙围上去，拿卡尺卡、拿眼睛瞅、拿手摸，愣是要把这铁疙瘩的脾性摸透。

这活儿，搁现在叫“逆向工程”，搁当年叫“土法上马”。

周燕生分到的活是大架设计。苏联的图纸还没来，他只能对着实物量，量完了画，画完了改，改完了再量。公差是多少？不知道。材料是啥标号？不知道。热处理工艺是啥？还是不知道。他急得满嘴燎泡，可师傅们比他还急。钳工组长姓刘，五十出头，解放前在兵工厂干了半辈子，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换了几茬主子，手艺没丢。他拿起一个苏联零件，翻来覆去看了半天，说：“这个，我能做。”

刘师傅说这话的时候，手里的零件是个断隔螺式闩体，形状复杂得像拧了好几道的麻花，硬度还高，机床加工费劲。他拿锉刀一点一点地修，锉几下，拿卡尺卡一下，再锉，再卡。锉刀磨秃了好几把，手上磨出茧子，那零件愣是被他整得跟苏联原装的一模一样。周燕生站在旁边看，大气不敢出，心里头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他写回忆录，说那会儿就一个感觉：“这些老师傅，是国家的财富。”

1953年6月，苏联的图纸和专家终于到了。可图纸全是俄文，翻字典都翻不明白。翻译把“上架”译成“上车床”，把“分划环”译成“鼓”，工人拿到图纸，看得一头雾水。厂里没办法，把翻译、技术员、老工人凑一块儿，三个人围着图纸研究。翻译念俄文，技术员猜意思，老工人比划说“这玩意儿该是啥样”。就这么硬啃，硬是把几千张图纸啃了下来。

苏联专家克别索夫是个高个子，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他负责总装车间的指导，每天在车间里转，看工人干活，时不时停下来纠正。有一回工人调瞄准具，怎么调都调不正，克别索夫在旁边看了半天，一声不吭，拿过专用绞刀，自己上手干。他蹲在那儿，一干就是三个小时，累得气喘吁吁，可活儿干完了，对瞄合格。工人围上去看，他擦了把汗，说：“看清楚了吗？下次你们自己来。”

1954年8月15日，第一门国产122毫米榴弹炮拉到靶场试射。周燕生站在人群后头，心提到嗓子眼。炮响了，后坐力把大地震得一哆嗦，炮弹飞出去，落在远处的山坡上，炸起一团烟尘。一发，两发，三发……七发打完，火炮完好无损，各项指标全合格。人群里有人喊了一声，接着全喊起来了，有人笑，有人哭，有人把帽子扔上天。周燕生蹲在地上，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嘴里念叨着：“成了，成了。”

9月下旬，国家定型委员会签了字，正式定名“1954年式122毫米榴弹炮”。10月25日，毛主席亲笔签了嘉勉信，信里写：“这对建立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增强国防力量，都是良好的开端。”127厂开了庆祝大会，全厂一千多号人站在操场上，听领导念信。念到“良好的开端”那句时，底下掌声雷动，有人喊“毛主席万岁”，有人喊“共产党万岁”。那天风很大，可没人觉得冷。

54式122毫米榴弹炮后来装备了部队，一直用到80年代才退役。它被拉到高原、拉到海岛、拉到边防线，轰了无数炮，炸了无数靶，可它最响的那一炮，是1954年夏天在嫩江边上打的第一炮。那一炮，轰开的是中国人自己造大炮的路。

周燕生后来成了总工程师，刘师傅退休了，克别索夫回了苏联，再没消息。可那门炮还在，在军事博物馆里摆着，炮管锃亮，旁边立着块牌子，写着“新中国第一种大口径火炮”。有人路过，看一眼，走了。有人停下来，多看几眼。那炮身上，留着钢卷尺量过的印子，锉刀修过的痕迹，还有一群人手心里的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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