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7月6日，王洛宾恢复了名誉与军籍。时年68岁的他，再次穿上军装，担任新疆军区文工团艺术顾问。1988年6月，75岁的王洛宾离职休养，享受副师级待遇（艺术一级，文艺六级），定居在新疆乌鲁木齐。同年9月，他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功勋荣誉章”。尽管外界赋予他诸多头衔，王洛宾始终淡然，只愿称自己为“一个传歌人”。

1913年12月，王洛宾出生在北京东城牛角湾的艺华胡同一座四合院。

爷爷是给梁柱雕花的画师，父亲在陆军被服厂当会计，拉得一手好京胡。

小洛宾的童年，是笛声、唢呐声和昆曲声泡大的。

1925年，12岁的他考进通县潞河中学。

在唱诗班第一次接触西洋音乐，钢琴键的触感和五线谱的曲线，像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的“音乐匣子”。

1931年，18岁的王洛宾考上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师从德国钢琴家谷不克。

可“九一八”的炮声打碎了校园的宁静，他跟着学生请愿团南下南京，在珍珠桥被军警打伤，却更坚定了“用音乐抗日”的念头。

1937年，24岁的王洛宾跟着“西北战地服务团”来到兰州。

在炭市街49号的土炕上，他第一次听到马步芳哼的花儿，那粗粝的嗓音里，藏着西北土地的野性。

“马主席，您这调子，能教我吗？”

王洛宾凑过去，马步芳拍着他的肩膀笑：“小老弟，这叫‘花儿’，是我们回民的命。你要想学，我让各族歌手都来唱给你听。”

在青海的三年，王洛宾像块海绵，泡在民歌的海洋里。

他给西宁回中、女中当音乐老师，改编《达坂城的姑娘》《青春舞曲》，还跟着郑君里去青海湖拍《民族万岁》，遇见了藏族姑娘萨耶卓玛。

那首《在那遥远的地方》，就诞生在回西宁的马车上。

他借着青海民歌的调子，把卓玛的皮鞭、红头巾、湖边的风，全揉进歌里。

1940年，这首歌在青海广播电台一播，整个西北都跟着哼：“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可“传歌人”的路，从来不是坦途。

1941年，妻子罗珊提出离婚，转头就跟中统特务徐则林好上了。

王洛宾攥着把藏刀在黄河边转了三天，最后把刀扔进河里：“我得活着，把歌写完。”

可他没躲过牢狱。

1941年4月，两个中统特务在黄河边劫持了他，关进兰州沙沟监狱。

这一关，就是三年！

“牢里有个小女孩，叫罗力立，才5岁，跟她妈关在5号笼子。”

他给小力立写的歌，后来成了经典：“蚕豆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牢房的丽丽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这歌，是给孩子的糖，也是给自己的药，在暗无天日的牢里，音乐是唯一的光。

1944年，马步芳保释他出狱。

王洛宾回到西宁，当上昆仑中学音乐教师，还给马家军当上校政工处长。

可他没忘“传歌”的本分，继续深入草原采风，把撒拉族、维吾尔族的民歌，都记在本子上。

新中国成立后，王洛宾的命运像坐过山车。

1951年，他因“历史问题”被抓，妻子黄静受惊去世，三个孩子留在北京。

1960年，又以“特务嫌疑”被判15年，在新疆第一监狱的砖窑里，他顶着烈日背红砖，手上的老茧比琴键还厚。

他偷偷在烟盒纸上写歌，把《萨拉姆毛主席》的调子，改了又改，就怕“谐音”惹祸。

1975年，62岁的王洛宾刑满释放，在乌鲁木齐打零工，吃不上饭就帮人写春联。

可他怀里还揣着三本民歌笔记，那是他的命。

转机出现在1979年，乌鲁木齐军区军事法院直接撤销了原判。

1981年7月6日，68岁的王洛宾在新疆军区大礼堂，重新穿上军装，任文工团艺术顾问。

平反后的王洛宾，更忙了。

他教年轻演员唱民歌，去学校开讲座，还把《在那遥远的地方》翻译成英文，让世界听见西北的声音。

1990年，47岁的三毛从台湾飞来乌鲁木齐。

她穿着红裙子，见了王洛宾就喊：“洛宾，我来了！”

三毛给他写情书：“我们是没年龄的人，爱不该有束缚。”

可王洛宾没接这团火，他给三毛回信：“我老了，不能再耽误你。”

1992年，79岁的王洛宾在台北，见到了72岁的马继援。

当年，马步芳要他一起逃亡，他没走，现在，马继援握着他的手，说：“你没忘，我们也没忘。”

马继援给王洛宾寄了800美元，说：“你给西北写了那么多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王洛宾说，“他让我听见花儿，让我把歌传下去。这恩，我记一辈子。”

1996年3月14日，王洛宾走了。

送葬那天，乌鲁木齐的雪下得特别大，学生们举着“传歌人永生”的横幅，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

“他这一辈子，像首歌。”

学生说：“有高音，有低音，有快板，有慢板，可最后，都汇成了一句话，把歌，传下去。”

这世上，有些人，活着是为了吃饭，有些人，吃饭是为了活着，而王洛宾，活着是为了传歌。

歌在，人就在，人不在，歌还在。

就像他说的：“我死了，还有歌替我活。”

主要信源：（抗日战争纪念网——王洛宾的五次牢狱之灾 - 回忆先辈 - 抗日战争纪念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