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天津《今晚报》副刊登了一篇长文,写溥仪在天津住过的2400多天,还带着读者去鞍山道,打卡两栋"网红小楼"。文章写溥仪当年讲究穿英国料子西服,用的就是《我的前半生》里的原话。
这种引用现在很常见。写溥仪的文章、讲伪满的节目,大多会从这本书里摘几句,没人会先问一句"这书归谁"。
三十年前可不是这样。这个问题先后难住了国家版权局和北京的两级法院,最后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为它打官司的人,是溥仪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表面上看是在分遗产,她真正在争的,是封面上的署名。
先往回说。1962年,37岁的她经人民出版社编辑沙曾熙介绍认识了溥仪,她那时还是一名小护士,在这之前,李淑贤有过两次婚姻。两人一起过了5年。1967年10月17日凌晨2点30分,末代皇帝溥仪在北京去世。
那一年,李淑贤四十出头。此后三十年她没有再嫁,从公众视野隐退,其后成书回忆录《溥仪与我》、《我的丈夫溥仪》。丈夫没给她留下多少家产,真正值钱的,是一本书的版权。
这本书就是《我的前半生》。它是溥仪在抚顺战犯看管所中所写的"反省式"自传,1964年由群众出版社出版,之后一次次重印。1993年8月,印数已达1,781,001册。
封面上写的是溥仪,可书能写成,还离不开另一个人。1960年,出版社派遣了编辑李文达协助溥仪修改稿件。他前后改了4年,多次与溥仪碰面,逐章逐节讨论修改意见,还四处走访宫里的旧人,翻查了很多资料。
有个细节能看出两人当年是怎么分的:《我的前半生》首版稿酬11700余元,由溥仪和李文达各得一半。后来的历次重印,出版社也一直照"一人一半"给钱。
后来这种分法被一部电影打破了。1984年,意大利杨科电影公司以及香港新昆仑营业有限公司需要根据《我的前半生》一书改编拍摄电影《末代皇帝》,得向中国的著作权人付版权费。钱该给谁,几方马上争了起来。
国家版权局先出了意见。1985年11月4日,它给公安部回函,认定李文达是一位不署名的合作作者。出版社照这个意见,将1985年以前数次重印《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印数稿酬和拍摄新片的酬金,付给李淑贤和李文达各一半。
李淑贤不接受。她的道理很简单:书里写的是溥仪自己的一生,执笔的人再辛苦,也只是帮着整理。1987年6月她把李文达告上法庭,要求确认溥仪是该书唯一作者,李淑贤是该书著作权的合法继承人;并要求李文达停止侵害,公开声明挽回影响、赔偿损失。
一开始,形势对她并不有利。北京市高院研究后,拟确认《我的前半生》一书的著作权为溥仪、李文达共同享有,并就此向最高法请示。国家版权局在1991年致函最高法,态度更坚决,认为对照手稿来看,严格地说,李文达应是主要作者。
转机来自最高法的批复。批复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两人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的合作关系,以认定溥仪为《我的前半生》一书的唯一作者并享有该书的著作权为宜。这份批复全文,后来登在了1993年8月号的《博览群书》上。
李文达没等到判决。1993年11月5日凌晨2时15分,他在北京病逝,终年75岁。他的妻子王滢和三个儿子愿意继承诉讼,接着打了下去。对李家人来说,他们要争的已经不只是钱,而是父亲那几年的工夫该怎么算。
1995年1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书是溥仪的自传体作品,李文达受组织指派帮助修改,付出了辛勤劳动,但李文达与溥仪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该书的合作关系。
巧的是,在1995年的1月26日,溥仪的骨灰入葬位于清西陵内崇陵(光绪陵)附近的华龙皇家陵园,这也是李淑贤女士亲自主持办理的。同一天,她安葬了丈夫的骨灰,也赢了一审。
不过一审她没有全赢。她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法院因李文达并非直接侵害了该书的著作权,故本院不支持。李家不服判决,上诉到北京市高院。
1996年7月17日,该院作出判决,认定这本书从修改到出版都是由有关部门组织的,李文达是由组织指派帮助溥仪修改出书,故李文达与溥仪不存在合作创作的事实。从1987年起诉算起,这场官司打了将近十年。
终审之后,他的遗孀李淑贤取得了唯一的著作权的财产继承权。同年9月,李淑贤委托两位律师来群众出版社领取了重印书的稿酬。三十年后,她终于拿到了这个结果。
可惜赢了以后,她没剩几年日子。1997年6月9日,73岁的李淑贤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去世,死于肺癌,这时离溥仪去世正好三十年。她的骨灰没有和溥仪葬在一起,李淑贤去世后骨灰放入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李淑贤自己的要求。
其无儿无女,也没有其他继承人,去世时也没有遗嘱。这本书的权利又没了主人。上一回争的是谁写了这本书,这一回争的是谁能继承它。
今年8月,群众出版社向北京市西城法院递交了《无主财产认定申请书》(这里的"今年"指2007年)。9月,同心出版社经溥仪弟弟溥任独家授权出版《我的前半生》和《溥仪10年日记》。按照法院公告,自2007年9月25日起,一年内若该书版权无人认领则收归国有。
眼看一年期限快到了,2008年8月,有一个名字叫金霭玲的女士走了出来,向法院申请认领《我的前半生》的著作财产权,拿出的依据是李淑贤生前交给她的一份委托书。有人认领,法院就会依法裁定终结无主财产认领公告程序。同时,告知金女士另外提起民事诉讼。
这以后,公开报道里再没出现一份把归属说清楚的判决。最后给这件事收尾的是保护期限。按著作权法,个人作品的财产权保护到作者去世后第50年的12月31日。溥仪1967年去世,这本书的保护期在2017年底就到期了。
这里还有个很少有人提的反转。要是当年判成合作作品,保护期就得从最后去世的作者算起。李文达1993年去世,那就要保护到2043年。李淑贤打赢了官司,这本书反而早了二十多年进入公有领域。
这场官司还影响了后来的法律。2002年,最高法发布了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的司法解释,其中第十四条规定:以特定人物的经历为题材写成的自传体作品,有约定的按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归这个人物本人,执笔人或整理人出了力的,可以得到适当报酬。
2020年这份司法解释修正时,第十四条原样保留,一直沿用到现在。名人找人代笔写回忆录,老人口述、子女或记者整理成书,遇到权属问题,用的都是这条规则。它的思路和当年那份批复是一样的。
回头看,几位当事人都没得到多少好处。李文达到死也没看到判决,李淑贤胜诉第二年就去世了,后来出来认领的人也没等到明确的说法。最后,这本书成了所有读者的书。
今年10月17日,是溥仪去世59周年。如今书店里的《我的前半生》版本很多,封面上都只印着溥仪一个人的名字。为了这个署名,李淑贤一个人过了三十年,又打了将近十年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