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上午十点多,赵立明的手机在茶几上嗡嗡震动,屏幕上是一串没有备注的座机号码。
他正在阳台上修那台漏水的老洗衣机,满手黑泥,听见动静探出头来让我帮他看一眼。我拿起来划开,按了免提,听筒里一个年轻男人的声音公事公办,问他是赵立明本人吗,海淀分局经侦支队的,下午两点半带上身份证来一趟分局。
电话挂得极快,连追问一句的机会都没留。赵立明握着扳手站在阳台门口,脸上的皮肉抽动了两下,手里的黑水顺着指缝滴在浅灰色的地砖上,洇开一小片污渍。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心跳几乎撞到了嗓子眼,死死盯着他问:“是不是要收监?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他们查出别的事,今天去了就出不来了?”
赵立明把手里的扳手慢慢放到鞋柜上,避开我的视线,低声说:“不能吧,取保候审才刚过四个月,随传随到本来就是规定,可能只是去补个字。”
他说这话时底气全无,声音发虚,连他自己都说服不了。
从去年冬天他被办案队带走,到后来东拼西凑交了两万块钱保证金办出取保候审,我们这个家就像悬在半空的一根烂草绳,稍微来点风就能彻底崩断。
那两万块钱保证金,还是我回娘家找我二姨硬着头皮借的。我二姨把存折拍在桌上,话里夹枪带棒,问我赵立明四十多岁的人了,在工地上管管物料怎么还能管出刑事责任来,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搞了别的花样。
我当时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只说是因为项目经理虚报钢材用量,他在收发单上替人代签了字,涉嫌职务侵占的共同犯罪。
其实这里面到底有多深的水,连赵立明自己都说不清。他不过是个月薪六千块钱的小工头,项目经理是他表弟的连襟,平时递根烟喊声哥,拿几张出库单让他闭着眼睛画个圈,月底多给他塞八百块钱油卡。
他就为了那点油卡,前前后后在三十多张虚假的领料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等到总包公司审计查出亏空,账面上差了一百七十多万钢材,项目经理卷铺盖跑了,所有签字画押的单据最后都指到了赵立明的头上。
取保候审出来的这四个月,赵立明像是被抽掉了脊梁骨。工地的活儿彻底丢了,正规单位一听他身上背着案子,连保洁和保安都不敢用他,他只能每天凌晨四点去批发市场帮人卸大白菜,一筐赚两块五,干到天亮挣个七八十块钱,回来就缩在屋里不吭声。
我白天在超市收银,晚上回来还要盯着正上初二的儿子写作业。家里不敢开大灯,不敢买超过二十块钱一斤的肉,连儿子要交三百块钱的研学费,我都得在手机银行里倒腾三张信用卡才能凑整。
我害怕警察的电话,怕得只要手机一响,胸口就发闷作呕。
取保候审那天,从派出所出来,相熟的一个老律师就私下跟我交代过,取保不等于没事,这只是侦查阶段变通的强制措施,要是查出新问题,或者检察院那边不同意继续取保,随时都有可能变更为逮捕,也就是俗称的收监。
那句“变更为逮捕”,像一把生了锈的钝刀子,整整一百二十天悬在我们两口子的头顶。
“你别自己吓自己,”赵立明蹲下身,抽了张纸巾去擦地上的黑泥,擦得一片模糊,“要是真收监,人家直接开警车上门抓人了,还能提前打电话通知我自个儿坐公交去?”
我冷笑了一声,眼泪直接砸在手机屏幕上:“你懂什么?万一人家就是怕你跑,故意说得轻描淡写,等你自投罗网呢?你看电视里那些去自首、去谈话的,多少人一进那扇铁门,家里就只能收到一张拘留通知书?”
赵立明手上的动作停住了,背影僵在那里,像一块风化了的破石头。
屋里静得可怕,只有阳台那台破洗衣机的水管还在滴答滴答地漏水,每一声都像是敲在棺材板上。
“那你说怎么办?”他终于转过身,眼圈通红地看着我,“电话打过来了,传唤我不去,那就是违反取保规定,到时候直接算我潜逃,抓进去更没好果子吃。”
“去,必须去,但不能两眼一抹黑地去。”我抹了一把脸,把手机摔在沙发上,“先给李律师打个电话,问问到底是个什么由头,两千块钱咨询费不能白给他。”
李律师是我们当初办取保时托人找的法援律师,收了两千块钱的前期咨询费,平时爱搭不理的。
我抖着手拨通李律师的电话,把分局打来的号码报给他,又把原话学了一遍。
李律师在电话那头翻了翻纸页,语气很平静:“张女士,你先别慌。取保候审期限是一年,现在刚过了四个月,如果补充侦查有了新进展,或者案件要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办案机关确实需要找嫌疑人核实笔录、签署告知书。但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就是主犯到案后口供有冲突,需要重新核定涉案数额,如果数额认定大幅上升,或者发现有伪造证据的情节,确实存在变更强制措施的风险。”
这番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全是法条和可能性,但我听得清清楚楚,风险是存在的,人是有可能出不来的。
挂了电话,我看着赵立明,心里翻江倒海全是怨气。
我和他结婚十六年,从租平房住到买这套偏远的两居室,我省吃俭用,连件像样的羊毛衫都没舍得买过。他性子软,好面子,谁找他帮忙他都不好意思拒绝,在工地上别人几句好话一哄,就把自己的前途和一家人的身家性命全押了上去。
“家里还有多少现金?”赵立明突然问我。
“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警惕地看着他。
“万一……万一真要退赃,或者要交什么罚金,我手里总得有个数。”他揉着干裂的嘴唇,不敢看我的眼睛,“表弟跑了,那一栋楼的料单都是我签的,要是全算在我头上,我就算把牢底坐穿也赔不起。”
“家里哪还有钱?!”我终于忍不住吼了出来,“房贷每个月四千二,儿子的补习班停了,二姨的两万块钱还没还,上周我妈降压药断了都是我刷医保卡买的!赵立明,你进去了两眼一闭倒干净,我跟孩子怎么办?我们娘俩要不要去要饭?”
赵立明把头埋在膝盖里,喉咙里发出呜咽的喘气声,一个四十好几的庄稼汉子,肩膀抽动着,眼泪大颗大颗掉在裤脚上。
看着他那个窝囊样,我胸口那团火又慢慢变成了一种透骨的悲凉。
怪他有什么用呢?日子还得过,事情还得扛。他是糊涂,是贪小便宜,但他没在外面花天酒地,卸大白菜磨得双手全是血口子,赚来的每一分钱都放在五斗橱的铁盒子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转身去卧室翻箱倒柜。
我从衣柜最底下的小布包里拿出存折,上面还有一万两千块钱,这是我们家最后一点压箱底的活钱。又从抽屉里把赵立明的身份证、取保候审决定书、保证金收据,还有他之前所有的看守所释放证明整整齐齐装在一个文件袋里。
我还找出一套厚实的秋衣秋裤,叠得整整齐齐装在塑料袋里,塞进双肩包。
赵立明看着我装衣服,脸色刷白:“你装这个干什么?”
“防着万一。”我冷冷地说,“看守所里冷,真要收监,现买的衣服带不进去,自己带进去的没有拉链没有绳子,他们才收。你把皮带解下来,换上松紧带的裤子,鞋带也抽掉。”
赵立明愣愣地看着我,眼眶里的红血丝像要炸开一样。他默默地解下皮带,换了一条旧运动裤,整个人看上去又矮了半截,像个风烛残年的小老头。
一点半,我们出了门。
初春的北京风还硬得很,吹在脸上像小刀子拉肉。我们没舍得打车,倒了两趟公交车,晃晃悠悠往分局走。
车上人不多,几个老年人拎着布袋子在聊超市的鸡蛋降了两毛钱。我和赵立明并排坐着,中间隔着那个装着换洗衣物的黑色双肩包。谁也没说话,他的手一直在抖,两只手死死绞在一起,骨节泛白。
“立明,”我转头看着车窗外飞速倒退的杨树,声音很低,“进去以后,要是问你话,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没干的事千万别揽,表弟给了你多少你认多少,没拿的钱一分都别认。听见没有?”
“我知道。”他的声音沙哑得不成样子。
“要是……要是真出不来了,你在里面老老实实的,别跟人起冲突,家里有我,孩子有我,我撑得住。”我说出这几句话的时候,牙齿都在打颤,“但你得给我好好的,别在里面想不开。”
赵立明突然伸过手来,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很粗糙,掌心全是老茧,烫得惊人。
“敏子,是我对不住你。”他眼泪流了下来,“这辈子是我把你拖累了。”
“别说这些屁话,留着力气过关吧。”我把头扭到一边,硬生生把眼泪憋了回去。
两点十分,公交车停在了分局大门外两百米的地方。
威严的大门,高高的旗杆,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院子里停着几辆闪着警灯的依维柯。这种地方,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不想踏进一步,可我们这几个月却不得不三番五次跟它打交道。
赵立明在大门口停下了脚步,腿肚子肉眼可见地在哆嗦。
“包给我,你拿着身份证进去。”我把双肩包从他怀里接过来,抱在自己胸前,“去吧,我就在大门口对面的马路牙子上坐着等你。”
“你回去吧,天冷。”他看着我。
“我不回去。”我斩钉截铁地说,“我就在这儿看着。要是五点半还没出来,我就给李律师打电话,再去给你存钱送衣服。”
赵立明看了我最后一眼,那眼神里的绝望和依恋,让我一辈子都忘不掉。他转过身,整了整没有皮带的裤腰,低着头,一步一步挪进了分局的电动伸缩门,在传达室登记后,被里面出来的一个穿便服的人带进了主楼。
厚重的玻璃门关上的那一刻,我的力气像是瞬间被抽空了,整个人瘫坐在马路牙子的石阶上。
北风呼呼地吹,把地上的枯树叶卷起来又抛下去。我把羽绒服的帽子拉起来,两只手紧紧抱着那个黑色的双肩包,像抱着我支离破碎的家。
时间过得极慢,每一秒都像是在砂纸上磨。
两点半,两点四十,三点整。
我盯着分局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和车,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胡思乱想。我想象着赵立明是不是被带进了审讯室,是不是那副冰冷的手铐又戴回了他的手腕上;我想象着如果他真判了三年五年,家里的房贷怎么办,要不要把房子卖了搬回老家租房;我想象着儿子中考要是填政审表,会不会因为他父亲的案底被卡住一辈子。
越想,心里越凉,眼泪顺着脸颊流进脖子里,冰凉彻骨。
三点二十,分局大门里开出一辆蓝白相间的依维柯,警灯闪烁着,车窗全贴着黑膜,看不见里面。车子开过我面前时,我猛地站了起来,心跳差点停止,死死盯着那辆车,生怕赵立明就在那黑漆漆的玻璃后面。
那一刻的绝望,像是把人按在冰水里溺死。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才三点半。还有两个小时。
四点过五分的时候,手机突然响了。
我吓得浑身一哆嗦,差点把手机扔在地上。来电显示是赵立明!
我颤抖着按了接听,声音破了音:“喂?!立明?!你在哪儿?怎么样了?!”
听筒那头很安静,过了两秒,传来赵立明带着浓重鼻音的声音:“敏子,你在哪儿呢?”
“我就在大门对面马路牙子上!你呢?你在哪儿?!”
“我出来了。”他说。
我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
“你……你说什么?”
“我从大楼出来了,正往传达室走呢。”赵立明的呼吸有些急促,“你别动,我看见你了。”
我猛地抬头,越过马路和铁栏杆,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从分局院子里一路小跑出来。他身上的灰色棉服敞着怀,两只手提着裤腰,脚上的旧球鞋没有鞋带,跑得跌跌撞撞,像个滑稽的鸭子。
可那一刻,在我眼里,天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人比他更让我安心。
他穿过斑马线,直奔我冲过来,到了我面前猛地刹住脚,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胸口剧烈起伏着。
我看着他,眼泪一下子就决堤了,手里的黑色双肩包掉在地上。
“没收监?”我哑着嗓子问,手伸过去摸他的胳膊,摸他的手,温热的,没有冰冷的手铐。
“没收监。”赵立明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眼泪也跟着掉了下来,又哭又笑,“没收监!敏子,咱们没进去!”
“那……那叫你来干什么?”我抹了一把鼻涕眼泪,急声追问,“不是说有风险吗?到底怎么回事?”
赵立明拉着我走到公交站台后面背风的角落,从内兜里掏出几张折叠整齐的A4纸,手还在微微发颤。
“办案民警叫小张,挺客气的小伙子。”赵立明平复了一下情绪,指着纸上的公章说,“是案子侦查终结了,今天叫我来,是办移送审查起诉的手续,在移送告知书上签字。”
我一把夺过那几张纸,借着昏暗的日光死命地看。
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有我的名字,有赵立明的名字,还有法条。我虽然看不太懂那些法言法语,但抓住了几个关键句子:“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律师不是说可能要收监吗?”我指着那些纸,手依然抖得厉害。
“小张警官说了,”赵立明压低声音,凑在我耳边说,“表弟上个月在老家被抓归案了,口供全对上了。表弟把倒卖钢材的事全揽了,承认我是不知情被他利用的,我签的字确实有重大过失,但没有参与分赃。那几张油卡被算成了不当得利,让我今天退交。”
“退多少?”我心里一紧。
“两千四百块钱的油卡折现,我已经拿手机转给涉案款专户了。”赵立明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大难不死的虚脱感,“警官说,鉴于我如实供述、没有前科、属于从犯,而且主动退缴了全部违法所得,分局在移送起诉意见书里写的是‘建议从轻或减轻处罚’,继续对我维持取保候审状态,不变更强制措施。”
我靠在公交站牌冰凉的铁柱子上,整个人慢慢滑坐在长椅上。
天知道那两千四百块钱对我来说算什么,可比起收监坐牢,比起倾家荡产,这已经是老天爷开的最大的恩典了。
“那……那到了检察院,还要坐牢吗?”我缓过神来,继续揪着心问。
“小张警官私下跟我透了句底,”赵立明蹲在我腿边,把地上的双肩包捡起来拍了拍灰,“他说我的涉案情节非常轻微,主要是过失和被蒙蔽,退了赃,社会危害性小。到了检察院,只要认罪认罚态度好,律师再去争取一下,有很大的希望争取到相对不起诉,或者判处缓刑,大概率不用去里面服刑了。”
听到“缓刑”和“不起诉”这几个字,我喉咙里那口气终于彻底咽了下去。
四个月了,整整一百二十天,我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每天半夜惊醒,都觉得窗外有警笛声,每次听到防盗门响,都以为是警察上门收监。那把悬在我们头顶的钝刀子,在这一刻,终于稍微偏开了一点点。
风还在刮,但好像没刚才那么冷了。
我看着蹲在地上的赵立明,他脚上的旧球鞋因为没有鞋带,鞋舌头歪在一边,露出一截灰白色的袜子。
“把鞋带穿上吧。”我从双肩包的侧兜里掏出刚才抽出来的鞋带,递给他。
赵立明接过鞋带,坐在马路牙子上,一孔一孔地往里穿。他穿得很慢,手指粗笨,穿好了一只,又穿另一只,系了一个结结实实的蝴蝶结。
系好鞋带,他站起来跳了两下,又从包里拿出皮带,重新扣在腰上。
那个原本被抽掉了脊梁骨的男人,随着这一根鞋带和一条皮带,好像一点一点又把人的魂魄给找了回来。
“饿了吧?”他看着我,眼角全是褶子。
我这才觉得肚子空得发慌,胃里一阵阵抽搐地疼。从早上接到那个电话开始,我和他连一口水都没喝过。
“回吧,回家做饭。”我拉了拉衣领。
“别回家做了,今儿个咱俩在外面吃一口。”赵立明拉住我的胳膊,指了指路边一家挂着红灯笼的清真抻面馆,“就吃那家牛肉面,大碗的,加两份牛肉。”
“死贵,一份牛肉十五块钱呢。”我下意识地抠门。
“吃!”赵立明拉着我就往马路对面走,语气里破天荒带了一点霸道,“十五块钱算个屁,咱俩今天从鬼门关前头绕了一圈回来,吃碗肉怎么了?”
面馆里热气腾腾,满屋子都是牛骨汤的香味。
我们要了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抻面,赵立明真去前台端了一盘切得薄薄的酱牛肉,又拿了两瓶北冰洋汽水。
面端上来,大片大片的白气扑在脸上,把我的眼镜片全熏白了。
我摘下眼镜,拿起筷子,大口大口地吃面。面条劲道,汤头滚烫,一口热汤咽下去,从喉咙一直暖到了胃里,原本冻得发僵的四肢百骸终于一点点活了过来。
赵立明吃得更凶,稀里哗啦,连汤带面吞了一大半,然后把那盘牛肉全拨到了我的碗里。
“你吃,我不爱吃这个。”他说。
“你少来这套。”我夹起一半又扔回他的碗里,“一人一半,谁也别欠谁的。”
他看着碗里的牛肉,咧开嘴笑了一下,笑着笑着,眼眶又红了。
“敏子,等检察院那边的事儿彻底结了,哪怕真给个缓刑,我也认了。”他喝了一口汽水,声音很低,却很实,“以后我白天卸大白菜,下午去跑同城闪送,晚上有空我去帮人看夜班停车场。我一天干十六个小时,三年,最多四年,我把欠二姨的钱、欠信用卡的钱全还清,把咱家的日子掰回正道上来。”
我嚼着嘴里的牛肉,眼泪差点又掉进汤碗里。
“光还钱就完了?”我瞪了他一眼,“以后工地上谁再递烟让你签名,你怎么办?”
“谁递烟我跟谁急!”赵立明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放,“老子这辈子,除了自己的名字写在工资条上,谁的单子我也不碰一下!我要是再犯浑,你就带着孩子跟我离婚,让我一个人死在街上没人管!”
“闭上你的乌鸦嘴,赶紧吃你的面!”我骂了他一句,心里那块悬了几个月的巨石,终于轰然落了地。
从面馆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街上的路灯全亮了,连成一条暖黄色的光带。晚高峰的车流在马路上缓缓蠕动,骑着电动车的打工人和学生行色匆匆,路边的烧饼摊子滋啦滋啦冒着青烟,每一个普通人都在为了活着拼尽全力。
我和赵立明并排走在人行道上,他提着那个装了厚秋衣秋裤的双肩包,走得很稳,鞋带系得很紧。
我知道,事情还没有彻底结束。接下来还有检察院的审查起诉,还要请律师去阅卷,还要去签认罪认罚具结书,甚至可能还要去法庭上走那一遭屈辱的审判程序。
案底可能会留下一辈子,亲戚朋友背后的风言风语也不会立刻消失,生活的亏空和脸面上的伤疤,都需要我们用往后漫长的岁月一点一点去缝补。
但只要人还在,只要没被关进那扇冰冷的铁门里,日子就还有奔头。
走过天桥的时候,我伸出手,揣进了赵立明的棉服口袋里。
他的口袋里暖烘烘的,装着那张折叠整齐的起诉意见书,还有我们刚刚找回来的、带着烟火气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