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地轨道正变得越来越拥挤。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航空航天工程学者莫里巴·贾介绍，目前被追踪的在轨物体约有3万至3.5万个，小到手机、大到空间站。其中仍受控、仍在提供服务的卫星等航天器只有约4000个，其余都是太空垃圾。
这一切始于1957年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此后人类不断发射航天器，长期以政府为主导。
近几年，主导力量转向商业领域，企业大量发射卫星，提供全球互联网等服务。中国同样身处这股潮流：2015年《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社会资本首次获准进入航天领域，十年间相关企业从几家增至600多家。
资本热情随之升温。2024年商业航天融资披露金额达181亿元，六大头部火箭企业估值突破千亿元。
2025年底，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在酒泉发射场起飞，这是中国民营火箭首次尝试入轨发射加回收。火箭成功入轨，但回收阶段发动机点火异常，未能实现回收。
此前，深蓝航天星云一号也在着陆段出现姿态失控。
贾把放置卫星的轨道称作“轨道高速公路”，并指出这些公路正变得越来越拥堵。地面上的汽车没油了，司机还能尽量把车开到路边，避免伤人或被撞。
太空中的物体失效后，却仍以原来的速度运行，没有“出口匝道”。对许多在轨物体来说，这就像在高速上开车时，忽然有一辆无人驾驶的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新的车流还在不断汇入。埃隆·马斯克和亚马逊都计划发射大量卫星。
中国在2024年申报了100多个卫星星座计划，合计要发射6万多颗卫星，而且集中在遥感、通信和导航领域，目标市场高度重叠。按照规划，到2026年，中国要具备年产100发火箭、300颗卫星的能力。
贾提到，上一次碎片与重要在轨设施发生重大碰撞是在2009年。当时，一颗失效的俄罗斯“宇宙”卫星与美国铱星公司的一颗通信卫星相撞，后者基本报废。
据当时报道，美国官员称两颗卫星各重1000多磅，相撞速度超过每小时2万英里。一位外部专家估计，这次碰撞会产生数千块碎片，并在大致相同的轨道平面内四散开来。
美国科技媒体Recode记者丽贝卡·海尔韦尔关注了俄罗斯近期的一次反卫星试验。俄方从地面发射导弹，击毁了一颗早已停用的旧卫星。
据美国国务院报告，爆炸产生了1500多块碎片。数以千计的物体以每小时17500英里的速度运行时，即使很小的碎片也会成为威力巨大的抛射物。
她认为，这说明太空垃圾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在恶化。
据她介绍，国际空间站当时大约每90分钟就会接近一次这片碎片群。航天员暂时安全，部分原因是人们可以在必要时略微调整空间站轨道。
但从长远看，这种局面并不安全。她还指出，制造太空垃圾的导弹试验并不常见。
不过，垃圾一旦产生，就可能撞上其他垃圾、制造出更多垃圾，并在轨道上长期停留。
就在同月早些时候，国际空间站把轨道高度调整了约1英里，以规避2007年一次导弹试验遗留的碎片。海尔韦尔说，问题已经严重到政府必须进行追踪的程度。
需要调整高度的不只是空间站，人们依赖的许多卫星网络也要随之调整。碎片还可能撞上对军方至关重要的卫星，以及为公众提供互联网的商业卫星。
她认为，最后一重危险是高速运行的垃圾相互碰撞。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轨道可能被垃圾填满，人们将无法再发射更多卫星，也无法把近地轨道用于其他用途。到那时，围绕卫星建立的各类服务都会受到冲击，近地空间这一公共资源也将难以继续利用。
贾补充说，这其中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人以为人类随时掌握太空中每个物体的位置，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没有能一直盯住所有轨道的观测手段。
在研究太空物体运动的天体动力学中，还有许多影响运动的因素尚不为人所知。因此，某个物体可能撞上空间站并造成人员伤亡，而人们事先无法预测。他把这称为“黑天鹅”事件。
至于所有卫星失效、地球被一层高速垃圾包围的情形，贾认为发生的可能性非常接近于零。但他同时强调，如果沿着现在的路径走下去、什么都不改变，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垃圾总有一天会多到让这种局面成为现实。也就是说，风险眼下看似遥远，却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
面对卫星数量激增，贾的判断是：物体数量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缺乏协调和规划。他以空中交通为例，空中航路其实能容纳相当多的飞机。
通过分时排序，大型机场在一天中的某些时段每60秒就有一架飞机降落。他认为太空中也能做到类似的事，前提是对近地空间这一资源进行联合、整体的管理。
地面上的产业布局，同样暴露出协调不足的问题。2024年的融资中，卫星互联网占41%，火箭占25%，卫星制造占18%，三者合计84%，真正把卫星数据用起来的遥感应用只拿到2%。
国内537家商业航天企业中，卫星制造企业有140家，下游应用服务企业有205家，但应用端难以消化制造端的产能。
东方空间的一位负责人说：“眼下大家都认为火箭运力不足、发射工位稀缺是主要瓶颈，但从更长远看，实现卫星更大规模的应用，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2025年，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首期200亿元发展基金就位，发射工位从4个增至18个，审批时间从半年缩短到1至3个月。不过，这些改善主要集中在供给端。
轨道上的协调同样缺少规则支撑。海尔韦尔表示，目前太空碎片问题没有人真正在监管。
空间法处于模糊状态，设计之初假定太空中的主要行为者是政府，处理方式类似国际关系。现有条约规范了部分太空活动，但国家间的现有协议并未明确处理碎片问题。
较大的碎片可以追踪，大量小碎片则很难查明来源。
她把这一问题比作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许多国家、如今还有商业公司都在制造垃圾，却没有人真正把它考虑在内，也没有人承担清除或妥善处理的责任。
此外，太空中还存在国际竞争因素，各方都在关注太空武器化、网络安全和防御能力。因此，碎片问题不只关乎近地轨道环境，也牵涉国家之间的竞争。
很多人觉得太空垃圾离日常生活很远，贾却认为人们已经在受影响。依赖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的火车、飞机和快递配送，金融交易和手机上的Apple Pay支付，都与卫星相关。
气候变化监测、灾害救援和农业用地规划所需的数据也来自卫星，有些卫星甚至能探测地表以下的土壤成分。
卫星的价值在于被使用，而这恰恰是中国商业航天的短板。按相关数据，中国已发射的遥感卫星数据利用率不到5%，大量影像存放在服务器里。
原因之一是价格：长光卫星的遥感数据每平方公里要价30到80元。农业、环保、应急等政府部门预算有限，中小企业更难负担。
监测作物长势、追踪污染排放、评估地震和洪水灾情、监控港口货运，这些应用场景真实存在，但使用门槛过高。政府部门需要层层审批，企业要专门组建团队做数据分析，个人用户则很难接触到这些数据。
贾所说的“人们每天都在受益于天基技术”，在遥感数据领域还远未充分实现。
重投入上游带来的财务压力已经显现。长光卫星发射了108颗卫星，成为“遥感卫星第一股”，但三年半亏损12亿元。
国星宇航亏损4.4亿元，行业利润率普遍低于5%。卫星成本以亿元计，发射成本以千万元计，数据存储以PB计。
如果数据长期无人使用，单靠可回收火箭降低成本，作用也十分有限。
针对太空碎片，贾提出了三点思路：一是切实监测、评估和量化在轨物体，弄清它们属于谁、在做什么；二是利用这些信息，更好地预测物体在未来几小时、几天乃至几周的位置；三是形成可用证据，既帮助人们更安全，也用于追究各方在太空中的行为责任。他直言，仅靠好言相劝行不通。
地面上的破局同样需要系统性培育。国家航天局2025年印发《商业航天高质量安全发展行动计划》，强调要“管得好”而不是“管得住”。
有观点认为，火箭公司应让发射更便宜、更灵活；卫星公司应压低数据价格、提供标准化API接口；应用公司则应深入行业，开发真正能解决痛点的产品。
天上的拥堵与地上的闲置，指向同一个症结：重数量、轻协调。轨道上，数万个物体在没有出口的“高速公路”上飞驰，碎片风险随着发射增多而累积；地面上，资金集中流向造星造箭，数据却因价格和门槛滞留在服务器中。
只有在规划、规则和责任上同时补课，才能把天上的能力转化为地上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