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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专家:若中国率先掌握治愈癌症的方法,美国将面临战略风险

只要家里有过癌症病人,大概都盼着人类有朝一日能彻底攻克癌症。普通人不会在意这份希望由哪个国家的科学家带来,美国专家米勒却直言:如果治愈癌症的技术先落到中国手里,对美国来说将是一场噩梦。

他承认所有人都希望癌症被治好,但这个领先不能属于中国。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先要看清癌症为什么如此难治,抗癌药又为什么是一条门槛极高、回报也极高的赛道。

癌症令人闻之色变。人类历史上,天花、鼠疫、霍乱、艾滋病、埃博拉都曾夺走无数生命,但癌症被称为“众病之王”,因为它来自我们自身。

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家认为癌症由外部病毒引起,在动物身上进行的肿瘤诱发实验也被视为铁证。直到1975年,两名科学家发现,癌基因来源于正常细胞,这些基因被激活或发生突变时就会导致癌症。

这一发现甚至带来了哲学层面的冲击:人类与癌症作战,实际上是在对抗自身的进化机制。悉达多·穆克吉在《众病之王:癌症传》中写道,癌细胞是我们自身更完美的版本,因为它们更有生命力、更具侵略性,也更善于生存。

现代医学让许多疾病得到认识和治愈,人类寿命不断延长,癌症造成的伤亡却逐年增加。2024年,全球有2060万人被诊断出癌症。

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癌症报告预计,到2050年,新发病例将达到3500万例;叠加已有患者,全球每5人中就有1人罹患癌症。如果把对近亲属的影响也算进去,全球约92%的人至少会经历一次癌症的波及。

癌症研究因此成为医学高地,抗癌药物研发也成为全球药品市场的重要板块。医药是人类最艰难的产业之一,还承担着其他行业不必承担的道德责任。

制造手机、汽车时,企业有大量基础知识可以依靠;药物研发却是在对人体和疾病理解不完整的“黑箱”中进行的。任何药物,本质上都是识别并作用于细胞表面或内部的蛋白质来干预疾病。

如果某种蛋白质在发病过程中发生变化,而阻止这种变化就能让疾病停止,这种蛋白质就是“靶点”;能够作用于靶点的药物,就是“候选药物”。研究者既不知道靶点在哪里,也不知道它是否有效,更不确定哪种药物能起作用。

这就像在一座漆黑、时而狂风暴雨的足球场里,先用一堆材料组装出弓箭,再去射中一个不知道在哪里的乒乓球;射中以后,还要找到每次都能命中的角度和力度。

如今,从基因组学、组学分析、病理学,到药理学、结构生物学、计算化学,需要多个学科协作,才能最终确定候选药物。而这只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药物路线图八个环节中的第一步。

药效会受到人种、性别、年龄、地域、基因等因素影响,所以新药必须经过严格试验。临床前研究在小鼠、猴子身上进行,通过药代动力学和毒代动力学研究确保安全,相关数据形成IND申请提交监管机构。

获批后进入人体临床试验:一期通常20至80人,二期100至300人,三期最多可达数千人;上市后,药企还要追踪大规模真实人群数据,完成四期验证。约90%的创新药会在临床阶段失败。

闯过临床的药物,需要提交通常10万至50万页的NDA文件。标准审评时间方面,美国FDA为10个月,中国NMPA为200个工作日,欧洲EMA为210天,但从提交欧盟委员会到最终确定,平均要400多天。

业界一般默认,一款新药需要“10年时间、10亿美元”,这还只是成功的药;那些耗费数年、花掉上亿美元却倒在临床阶段的项目,就成了巨额亏损。为了保护创新动力,各国设立了专利制度。

但专利不能永久有效,因为医药产业必须挽救足够多的人。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定规定,发明专利保护期一般为自申请日起20年。

药企在进入一期临床前就要申请化合物专利,防止技术泄露和仿制;但临床试验周期漫长,药品上市时可能只剩1年左右的专利期,药企只能被迫提高价格收回成本。为此,美国、欧盟和中国都设有最长5年的专利期补偿,新药上市后的总有效专利期不超过14年。

因此,一款创新药真正的专利有效期在15年以内。药企依靠王牌产品带来的现金流投入下一轮研发;如果专利到期前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就会面临残酷竞争。

降胆固醇药立普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辉瑞1996年推出这款用于治疗高胆固醇和心血管疾病的药物,它凭借出色的疗效和耐受性被誉为“药王”。

1997年至2011年,它是全球最畅销的药物,14年销售额超过1250亿美元,一度贡献了辉瑞四分之一的年收入。2011年12月专利到期后,仿制药大量进入市场,价格迅速下跌。

一份报告显示,美国药房采购立普妥的平均成本为每片13.416美元;而在2023年第八批国家集采中,安徽采购北京嘉林生产的阿托伐他汀仿制药,每盒41.25元,折合每片2.75元,两者相差约33倍。集采竞价中,这种药甚至一度跌到每片0.09元。

专利一旦到期,再响亮的名号也守不住原来的利润。而肿瘤领域最为残酷。

常规药品的一期临床通常招募健康志愿者,肿瘤药一期的志愿者却通常是末线患者:他们已经用尽各种标准治疗方案,也没有获批药物可用,参与试药是唯一的希望。一期主要关注剂量限制性毒性(DLT)和最大耐受剂量(MTD),为后续试验确定剂量。

二期主要看客观缓解率(ORR)和缓解持续时间(DOR),数值不达标的药物会被砍掉,以免后续资金打水漂。三期主要看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如果PFS延长了,OS却没有变化,说明药物能压制肿瘤,却不能延长生命,就无法获批上市。

根据BIO 2011年至2020年的数据,肿瘤药从一期临床到获批上市的成功率约为5.3%,也就是说,94.7%的项目以失败告终。肿瘤之所以难治,在于它源于基因突变。

人体每天发生数万亿次细胞分裂,DNA复制会出错,紫外线和化学毒物也会损伤DNA。基因中只有约2%是能直接指导蛋白质合成的编码区,大多数突变发生在非编码区,并会被修复蛋白纠正。

只有在小概率情况下,突变落在编码区,肿瘤才拿到“入场券”。痣就是一个例子:BRAF负责向黑素细胞发出增殖指令,它的特定位点突变后,会持续不断地发出指令,同时触发P16减缓细胞分裂、P15终止细胞分裂。

被困住的数十万个黑素细胞聚集起来,就形成了深色的痣。从医学角度看,每颗痣都是良性肿瘤。

良性肿瘤通常边界明显、生长缓慢、细胞变化轻微、没有转移。但如果P16、P15也发生突变,再加上TERT启动子突变激活端粒酶、让细胞获得无限分裂的能力,就可能形成黑色素瘤。

黑色素瘤在皮肤癌中占比不到5%,致死人数却超过皮肤癌死亡总数的80%。超过一半患者用药后会出现耐药,中晚期几乎没有有效方案。

所以,发现痣变大时应及时就医。皮肤癌长在体表,尚且可能早发现,许多发生在体内的癌症,一经发现已是中晚期。

人类第一种抗癌药来自化学武器。二战期间,耶鲁大学两名药理学家受军方委托研究芥子气,发现它能摧毁淋巴组织和骨髓。

1943年12月2日,德军空袭意大利巴里港,击沉28艘船,其中载有2000枚芥子气炸弹的“约翰·哈维”号也沉入海底,一天之内有628名伤员和医护人员出现中毒症状。为了保密,盟军指挥部隐瞒了芥子气的存在。

军医亚历山大在没有得到确认的情况下,坚持按芥子气暴露方案救治,并保存了大量尸检样本。科学家据此改造分子结构,合成了氮芥。

1949年,氮芥获得FDA批准,用于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现代癌症药物治疗由此开始。此后80年,肿瘤药物的发展可以分为六个时期,其中三次彻底推翻了此前的研究。

1943年至1965年是奠基期,甲氨蝶呤、6-巯基嘌呤、环磷酰胺、长春碱等药物相继出现,证明化学药物可以治疗癌症。1965年至1990年是联合化疗期。

在此之前,医学界采用序贯疗法,一种接一种地用药,但肿瘤很快就会产生耐药。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的三名研究员把四种药物联合使用治疗儿童白血病,结果60%的患儿得到缓解,其中一半实现了长期无病生存。

这个方案开始时,毒性一度把多名儿童推到死亡边缘,但它最终证明晚期癌症可以治愈。

此后,MOPP方案对霍奇金淋巴瘤的缓解率达到84%;顺铂让睾丸癌缓解率从5%提高到75%;到2000年,紫杉醇成为首个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的肿瘤药,证明了这一领域的商业潜力,巨额资本和企业随之涌入。

第三个时期(1977年至2004年),研发焦点从直接攻击肿瘤,转向攻击肿瘤赖以生存的“土壤”。他莫昔芬通过阻断雌激素受体来抑制乳腺癌,开创了至今仍是肿瘤治疗主力之一的内分泌治疗路径。

1988年,陈竺、王振义团队发现全反式维甲酸(ATRA)能诱导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细胞分化,而非直接杀死它们;与砷剂联合使用后,治愈率提高到95%以上。这是中国第一次登上世界肿瘤治疗的舞台,也是中国对世界肿瘤治疗最重大的原创贡献。

福克曼1971年提出血管生成学说,被嘲笑了20年,直到2004年贝伐珠单抗获批,血管生成时代才真正开启。第四个时期是靶向时代。

传统化疗不分敌我,许多化疗药物本身就是一类致癌物,肿瘤内科护士曾是医院中患癌率最高的岗位,直到静脉用药集中调配中心(PIVAS)出现,这一问题才得到解决。中国在2021年明确要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必须建设PIVAS。

1997年获批的利妥昔单抗,靶向高表达且分布均一的“黄金靶点”CD20,通过召集免疫细胞、激活补体、诱导癌细胞凋亡三种机制清除癌细胞,把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的治愈率从化疗时代的最高50%提高到最高70%,同时避开了化疗的严重毒性。

它证明了以特定分子为靶点进行治疗是可行的,此后曲妥珠单抗、西妥昔单抗等单抗药物相继涌现。肿瘤药研发是最艰难产业中最艰难的部分,但成功者的回报同样惊人。

利妥昔单抗从1997年上市到2018年专利到期,累计销售额达到1115亿美元,被业界称为制药史上最成功的生物药之一;早在2000年,紫杉醇就成为首个销售额突破10亿美元的肿瘤药。抗癌药领域的领先地位,从来不只关乎医学。

米勒担心的,正是美国长期把持的生物医药主导权和药企高额利润会被压缩:在他看来,如果抗癌新药、高端生物制剂、配套原料药、生产设备乃至临床标准整套体系被中国掌握,美国药企维持了几十年的高额利润空间将难以为继。

靶向治疗革了化疗的命,而在它兴起十多年后,2011年开始的免疫治疗又引发了新的变革,肿瘤药物进入第五个时期。业内普遍认为,中国将在这一轮变革中登场。

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势头:2025年,中国在研创新药数量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三成以上,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最多的国家。需要说明的是,癌症并非单一疾病,到目前为止,全球还没有出现一种能一次性治好所有癌症的万能办法,许多晚期癌症仍只能控制进展。

但80年来,从氮芥到联合化疗,从分化治疗到靶向药物,每一次突破都重塑了整个产业的格局。正因如此,在米勒这样的美国专家看来,如果下一次决定性的突破率先出现在中国,美国面临的就不只是一场科研竞赛的失利,而是一场关乎产业主导权的战略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