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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亿农民工“逆流”返乡,印证毛主席60年前的判断:农村才是根

2026年4月底,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结果,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3011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减少75万人,省内流动却逆势增加210万人。

而与此同时,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为13092万人,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经突破1200万人。

一边是网络上流传的所谓几亿人彻底撤离城市的夸张传言站不住脚,一边是亿万务工群体的流向正在发生肉眼可见的转折。过去几十年持续向沿海大都市集中的单向潮水正在改道,那么这些常年在外打拼的劳动者究竟是彻底回到农村,还是正在重新选择安放家庭与事业的新坐标呢?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对亿万农民工群体的流动认知,集中于每年春节后背着大包小包挤上绿皮火车、奔赴广州、东莞、宁波等沿海制造重镇的跨省迁徙。这类背井离乡的打工模式在过去四十多年里支撑起了中国制造的庞大体量,也是农村家庭获取现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

但从2025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抽样数据来看,这种单向跨省流动的格局已经出现深刻变化,当年外出农民工总量为18006万人,比上年增加135万人,本地农民工12109万人,仅增加7万人。表面上看外出群体仍在增长,但内部结构已经发生剧烈置换,跨省务工规模正在持续收缩,省内就近务工规模正在快速生长。

不少市场观察人士据此认为,农民工流向改变只是因为沿海工厂订单减少导致的被动收缩。但这种认知并不贴合实际情况,真正推动数百万劳动者调整行囊方向的,是年龄结构变化、行业用工转型以及家庭经济账本的全面重算。

目前全国农民工群体的年龄结构与行业分布数据,呈现出极为清晰的历史转折信号。2025年全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已经攀升至43.3岁,50岁以上的劳动者占比高达32.0%,本地农民工的平均年龄更是达到了46.8岁。

四十多年前第一批挤上南下列车的年轻小伙子,如今大多已经到了体力下降、工地挑不动重担、脚手架上不去的年纪。与此同时,建筑业农民工占比已经下滑至13.8%,比上一年再次降低0.5个百分点,传统重体力岗位减少直接加速了大龄务工人员的回流步伐。

收入与生活成本的精细对比,让越来越多务工家庭作出了务实且理性的抉择。2025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为5075元,其中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5774元,本地农民工月均收入4376元,留在省内县城每月账面收入确实少了一千多元。

然而大城市的居住与生活开销同样实打实,房租、日常通勤、子女借读以及老人异地看病每一项都是沉重负担。尽管进城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已经改善至24.9平方米,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在校率高达99.8%,小学阶段97.8%能够进入公办或政府支持的民办学校,但户籍门槛依然影响着长远养老与升学预期。

于是,年轻时前往沿海城市闯荡积累资本,中年阶段逐步向省内中心城市回退,最终落在离家最近的县城安家,成了无数家庭最稳妥的现实选择。在2025年2月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中央农办主任韩文秀明确指出,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员已经超过1200万人,过去做三农工作更多考虑人往哪里去,现在必须认真考虑人从哪里来。

从60多年前的历史实践来看,早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毛主席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曾针对城乡人口与工业布局提出过极具前瞻性的思考。当时苏联将农村青壮年一茬茬抽调进大城市工厂,虽然迅速立起了重工业骨架,却导致集体农庄常年完不成生产任务,自20世纪60年代起不得不长期依赖进口粮食。

农民大规模涌入城市后,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和养老全部压在城市肩上,最终造成城市承载力紧绷而乡村严重空心化的双输局面。正是看透了这一深层矛盾,毛主席当时明确提出,工业不一定非要全部集中在大城市,完全可以摆到乡村去,让农民在乡土上就能务工,不必举家迁往大城市。

1958年以后,全国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积极兴办社队企业,到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数量已经超过150万个,吸纳农村从业人员2800多万人。江苏无锡春雷造船厂便是那个年代的典型缩影,全村3000多口人中有300多人在厂里上班,户均收入突破千元,集体不仅没有外债还办起了合作医疗。

1984年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苏南一带的乡镇工业迅速连成一片,与此同时基层医疗卫生体系也在乡土上扎下深根。自1965年6月26日发出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后,到1975年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到150多万人,加上生产队卫生员和接生员总数高达540多万人,这套低成本基层医疗经验甚至在1978年被写进了世界卫生组织《阿拉木图宣言》。

转折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因面临产权结构调整而大规模改制,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基层办企业的财政动力也发生转变。支撑农民就地就业的组织载体一度消散,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才大规模涌向东南沿海,形成了延续数十年的跨省打工潮,也让许多村庄一度只剩下老人和孩子。

对比历史上的社队企业与当今新时代的农村集体经济能够发现,乡村产业正在以全新的现代治理方式重新生长。农业农村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在农业农村部门正式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8万个,2023年全国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达到7157.3亿元,截至2024年底全国97.8%的行政村拥有了集体经济收入,村均经营收益达到27.4万元。

2025年5月1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正式落地施行,农村集体家底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专门的法律保障框架。如今的村集体不再依靠行政命令统管,而是通过股份合作、闲置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和居间服务盘活闲置校舍、坑塘与林地,让村民以土地、资金和劳务入股按份额分红。

在1200多万返乡入乡创业大军中,既有刚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也有在外深耕十余年的电商店主和经验丰富的货车司机,他们把现代供应链、网络直播和冷链物流直接带回了县城与乡镇。2025年省内流动新增的210万人背后,正是无数扎根县域的小微工厂、乡镇云仓和农产品加工团队在吸纳就业。

客观来看,当前县域经济与乡村产业依然面临现实短板,本地务工月均4376元的收入与外出务工的5774元之间仍有不小差距,部分县域产业仍停留在农产品初加工和来料加工阶段,抗市场波动能力较弱。

土地流转协调、农业抵押贷款以及冷链仓储配套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打磨完善,乡村从来不是躺平避风的港湾,而是把发展机会重新摆回到离家更近的地方。

往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步伐必将进一步加快,城市依然需要产业工人的辛勤付出,乡村也正在具备留住人才的产业土壤。只要社会保障能够顺畅转移、随迁子女学位能够无缝衔接、异地医保能够便捷使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就不再是破釜沉舟的家庭豪赌,亿万劳动者无论外出闯荡还是回乡扎根,都能拥有稳稳托住全家幸福的坚实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