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右手麻了快六年,一直以为是颈椎病。上个月陪人去拿体检报告
我姓孙,今年五十九岁,退休前在副食品公司做会计。
右手麻这件事,我拖了快六年。最初只是大拇指和食指发木,像蹲久了腿麻,甩一甩就过去。我没当回事,照样买菜、做饭、洗衣服,觉得手能动就不算病。
上个月初,我陪儿媳妇小苏去拿体检报告,才知道这只手的问题,早就不是忍一忍就能过去的了。
小苏在一家私企做行政,每年有体检福利,可以带一个家属。她母亲住得远,便问我愿不愿意一起去。我原本想推掉,老伴提醒我:“你不是总说最近手麻得厉害吗?顺便查查。”
我嘴上说“体检又查不出手麻”,还是答应了。
那天早上空腹出门。抽血、B超、心电图,一项接一项做下来,快中午时我已经有点饿了。小苏还有几项没做完,让我在大厅等她。我坐在长椅上,右手搭在膝盖上,掌心像隔着一层厚布,摸不清裤子的纹路。
走廊尽头挂着“神经内科”的牌子。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一会儿,不知道哪来的念头,站起来走了过去。
诊室里坐着一位五十来岁的女医生,姓方,戴着眼镜,说话不急不慢。
“哪里不舒服?”
“右手麻,差不多五六年了。”我坐下说,“社区医院拍片,说是颈椎有点骨质增生,压着神经。”
“麻在手指,还是整只手?”
“开始是大拇指和食指,后来手掌也麻。晚上厉害,有时候能把我麻醒。”
方医生没先问我颈椎疼不疼,叫我把两只手都伸出来。她拿棉签在我手心、手背轻轻划过,让我分别说感觉。我说左边清楚,右边钝,像隔了一层布。
她又拿出一个小锤子,在我手腕附近轻敲几下。
“这里有没有麻?”
“有,往手指窜。”
“另一只手呢?”
“没有。”
她让我双手平举,闭上眼睛。十秒还没到,我就觉得右胳膊往下沉。等她让我放下手,右手掌心又麻又胀。
方医生摘下眼镜,仔细看了看我的手。
“孙阿姨,你这个不太像单纯的颈椎问题。你做过肌电图吗?”
“没有。社区医院没让我做。”
“我怀疑是腕管综合征。你右手大鱼际肌肉已经有萎缩,最好尽快做肌电图确认。”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
大拇指根部那块肉,明显比左边塌下去一块。平时洗菜、切肉、拿筷子,我天天都在用这双手,却像从来没认真看过它们。
我不太相信,甚至觉得方医生是不是看重了。手上的肉,怎么说瘪就瘪了?
“我以前拍过颈椎片,确实有骨质增生。”
“有骨质增生不等于它就是手麻的原因。”她把笔放下,“肌电图能帮助判断神经受压的位置和程度。你这个症状时间长,又有肌肉萎缩,别再只按颈椎病处理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自己还得接孙子、做饭,没空跑医院。可那句话到了嘴边,最后变成:“那要等多久?”
“我帮你看一下预约。尽量排在这几天。”
离开诊室时,我心里不安,嘴上还硬撑着:“可能就是我年纪大了,手不灵便。”
方医生听见了,没跟我争,只说:“麻木不是年纪大的证明。先查清楚,才知道该怎么治。”
我回到大厅,小苏刚做完最后一项。她问我怎么去了那么久,我说在楼道里走了走。那张挂号单被我攥在手里,折了又折,直到边角都软了。
肌电图约在三天后。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盯着窗外。小苏问我是不是不舒服,我说抽血有点头晕。她伸手想扶我,我下意识把右手往身后藏了藏。
那天晚上,老伴看见我右手拿筷子时抖了一下,问我怎么了。
“没什么,手麻。”
“不是一直这样吗?”
他说得太自然,我反而不知道怎么接。是啊,已经一直这样了,我自己都说过多少次“没什么”。
三天后做肌电图,针扎进肌肉时,我疼得肩膀缩了一下。检查的人让我放松,又让我配合做几个动作。电流一来,手指跟着跳,像有人隔着皮肉牵着筋往上提。做完时,我的手心全是汗。
拿到报告,我没敢立刻看,装进包里,等回诊室再给方医生。
她看了很久,翻过报告又核对了一遍。随后,她抬头对我说:“正中神经受压很重,已经是重度损伤。你这种情况,继续吃营养神经的药、做推拿,解决不了压迫。建议尽快手术。”
我听见“手术”两个字,脑子里一下空了。
“要住院吗?”
“需要。具体安排由手外科评估,手术方式和麻醉要由他们根据检查决定。你先别自己吓自己,但也别再拖。”
“拖久了会怎么样?”
“神经压迫时间长,功能可能继续下降。大鱼际已经萎缩,恢复后不一定能完全长回来。拇指对掌会受影响,捏东西、拿筷子、扣扣子都可能越来越困难。”
她说“扣扣子”时,我下意识看了看右手。早上出门前,我确实费了好一会儿才把外套的扣子扣上,还以为是手指冷。
“现在做,能恢复吗?”
“解除压迫后,有机会改善麻木和力量,但神经恢复需要时间。已经萎缩的肌肉不一定能完全恢复。越早处理,越有利于保住剩下的功能。”
她没有给我保证,也没说一定能好。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不是单纯的手麻,我已经拖到手掌的肌肉瘪下去了。
从医院出来,我坐在公交站台上,手里捏着那份报告。十一月的风往衣领里灌,我却一点没觉得冷。
脑子里来来回回就一句话:六年,我拖了六年。
我没立刻回家。坐了两站路,又下车,沿着街边慢慢走。右手垂在身侧,指尖麻得像别人的手。我想起这几年,每次夜里麻醒,都是先甩手,再揉手腕。好一阵了,就翻身继续睡。白天再麻,我就把手伸到水龙头下冲一冲,或者用左手捏几下。
我以为自己是在忍一个小毛病。现在才知道,我只是习惯了它一直坏下去。
进家门时,老伴问我:“今天怎么回来得晚?”
“等车。”
“你手呢?”
“还那样。”
我把报告塞进抽屉,没有说手术的事。那天晚饭,我照常端菜,照常给他盛饭。右手握筷子时,手指使不上劲,我便装作是在挑鱼刺,慢慢夹。
我不想让他担心,也不想他问我为什么拖到现在。
可有些事,藏得住一张报告,藏不住一只拿不稳筷子的手。
三天后,小苏来家里吃饭。她刚拿到体检报告,检查结果有点贫血,其他都还好。她说最近工作忙,等过阵子再去复查。我听了,顺口劝她:“贫血也别不当回事,按医生说的做。”
她笑了笑:“我知道,妈。”
饭桌上安静了一会儿。小苏忽然想起来什么,问我:“妈,你那天不是也顺便查了吗?怎么样?”
我夹着菜,停了一下。
“查出点毛病,手的问题。医生说可能要手术。”
她把筷子放下:“什么手术?”
“腕管综合征,正中神经受压得厉害。要去手外科再看,方医生建议尽快做。”
小苏愣了一下,随即追问:“你的手麻不是一直当颈椎病吗?怎么忽然就说要手术了?”
“肌电图查出来的。手腕这里压着神经,拖得太久了,手掌的肉都瘪了。”
我把报告拿出来递给她。小苏接过去,仔细看了一会儿,眉头一点点皱起来。
“妈,你手麻了这么多年,怎么一直不去看?”
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像一下敲在饭桌上。
我说:“看过。社区医院说是颈椎病,我就照着做颈椎操,也吃过药。”
“后来呢?”
“后来没好。”
“没好你怎么不再去查?”
我没回答。
小苏把报告放在桌上,手指压着纸边。她脸色发白,声音也紧了起来。
“你知不知道我同事她妈就是手麻,拖着拖着,最后查出是渐冻症,人没了。”
儿子马上把筷子放下:“苏晓,你别拿这种事吓妈。”
“我不是吓她,我是说拖着会出事。”
“可你这样说也没用。”
“那怎么才有用?妈手麻了六年,今天才告诉我们要手术。她要是再瞒一阵呢?手都拿不住东西了,我们还当她只是颈椎不好!”
她越说越急,眼圈发红。然后她看向我,脱口而出:“现在要手术,手术谁伺候?我下个月要出差,你天天加班,谁来管?”
桌上没人动筷子。
儿子看着她,声音低了下来:“你说这些干什么?”
小苏咬了咬嘴唇,没接话。
我心里发堵,还是说:“我自己能行,就是个小手术。”
“你别逞强了。”她说,“去年你腰疼住院,是谁请了三天假陪你的?你儿子请一天假扣四百,我请一天假扣三百。我们不是不想管你,我们是真的扛不住。”
她说完,眼泪掉了下来。她赶紧低头擦掉,像是连哭都觉得不应该。
我放下碗,回了自己屋。
外面的声音压得很低,我还是听见了。
儿子说:“那是我妈,你能不能别当着面说这些?”
小苏说:“我说的是事实吗?你妈什么事都自己扛,扛到最后扛不住才说,然后全家跟着乱。上回腰,这回手,下回呢?她怕麻烦我们,可她不说,我们怎么知道?”
儿子半天没说话。
我坐在床沿,把右手搁在膝盖上。麻意从手腕钻到掌心,我用左手使劲搓,搓得皮肤发红,也没觉得它真正热起来。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很多件小事。
老伴问过我手怎么总甩,我说是干活累的。儿子打电话问我身体好不好,我说挺好,问完就聊孙子的成绩和学校。小苏来吃饭,看我切菜慢了,也问过是不是手不舒服,我说天冷,关节僵。
他们不是从来没问过。我只是每次都把话挡回去。
我害怕麻烦他们,怕花钱,怕自己成了负担,也怕一开口,就要承认这只手已经不听使唤了。说到底,我不是没机会告诉他们,我是不肯让他们知道。
门响了,小苏走进来。
她坐到我床边,眼圈红红的:“妈,对不起,我刚才说话难听。”
我说:“我知道你着急。”
“我不是怪你。我是怕。”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我妈当年就是胃疼,一直说没事没事,拖到最后才查出来。确诊后四个月,人就没了。后来只要谁说不舒服还拖着,我就控制不住地着急。”
她说到这里,声音停住了,眼泪又涌出来。
我伸手想拍她的背,伸出去的是右手。手掌落在她肩上,没使上什么力。那感觉像拍在棉花上。我只好把左手也搭上去。
“妈,我怕你也这样。”她说,“我怕你嘴上说小毛病,等我们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
我看着她的脸,忽然就不觉得她是在怪我了。她那些话虽然扎人,可每一句后面都是慌。
“我不怪你。”我说,“我就是这么多年习惯了自己扛。你们年轻人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不想添事。”
小苏握住我的左手:“妈,你去手术,钱我们出,假我请。但你得答应我,以后哪儿不舒服,第一时间跟我们说,别再拖了。”
我没有马上答应。
“不是不相信你们。”我说,“我只是怕自己一张嘴,你们就要为我停下手里的事。”
“你不说,我们连选择怎么帮都没有。”她抹了把脸,“我刚才说谁来管,是我说错了。但你不能因为怕我们忙,就把自己的病藏起来。我们可以商量怎么安排,不能让你一个人扛到肌肉萎缩才知道。”
这句话我听进去了。
我坐了很久,才说:“好。以后不瞒着了。”
她把我的手放回被子上,没再劝我,只问:“手术安排了吗?”
“还没。方医生让我去手外科看。”
“那我们一起去。”
我想说不用,可这回没说出口。
第二天,我把报告和预约单从抽屉里拿出来,主动告诉老伴。老伴坐在餐桌边,戴上老花镜看了好几遍。
“要手术?”
“医生建议尽快做。”
“为什么不早说?”
“怕你担心,怕你腰也不好,还得跟着跑。”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你腰不好,我也没少让你操心。”我说,“我不是故意瞒着你。”
“你瞒着我,我就不用担心了吗?”他声音不高,“两口子,操个心怎么了?”
我没有话说。
手外科安排了进一步评估。医生看了肌电图和手部情况,和我讲了手术目的、可能的恢复过程,也说明已经萎缩的肌肉不一定能完全恢复。我问了术后多久能握筷子,医生说每个人恢复不一样,要慢慢练,不能急着要求恢复到从前。
我听完,点点头。
手术约在下周三。
那天我回家,把日期告诉家里人。小苏当即说:“我陪你去。”
我赶紧说:“你下个月不是要出差吗?手术这点事,不用你专门请假。”
她没有像饭桌上那样急着争,也没有立刻收回自己的话。
“妈,我下个月的出差还没定。我可以安排。”
“你工作重要。再说手术后我自己能动。”
“你现在连筷子都拿不稳,怎么一个人去医院?”
“到时候你爸跟我去。”
老伴坐在旁边,听见这话抬起头:“我去是应该的。她是我老伴。”
小苏的脸又绷紧了:“爸,你腰也不好,医院里跑上跑下的,妈摔了怎么办?”
“我能照顾她。”
“你们两个都觉得自己能行,最后谁也不肯开口。”她看着我,“妈,我不是说一定非要我请假。可你不能替我决定我该不该帮你。”
我心里一紧,想起那晚她问“谁来管”的样子。她是在气头上说了难听的话,可我也不能只记住那句话,不让她再靠近。
“出差真不能推,就不用推。”我说,“但手术那天,我希望有人陪。你如果能安排,我愿意让你陪我。”
小苏看着我,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这次没有马上落下来。
“我能安排。”她说,“你别再先替我说不用。”
“好。”
儿子也说手术那天会过去,但医生不一定需要两个人都在。我没有再让他们把时间分出谁多谁少,也没有说“我自己就行”。我告诉他们,术前我最担心什么,术后哪些事暂时做不了。说出来以后,那些事情并没有变得更难,反倒终于有了办法。
术前那晚,我把常用的东西放在床边:水杯、药盒、手机,还有一件宽松的开衫。我试着用右手把扣子解开,手指碰了几次,还是没对准。
老伴站在旁边,伸手帮我解开。
“明天做完就能好?”他问。
“方医生说能改善,但萎缩的肌肉不一定长回来。”
“那你就听医生的,好好恢复。”
我点了点头,又把手放到膝盖上。它还是麻,没因为我决定手术就立刻变好。但我终于不再假装它什么事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小苏陪我到医院。走到手术准备区,她特意站在我左边,握住我的左手。
“妈,别怕。”
我说:“不怕,打了麻药,不疼。”
“疼了就告诉医生。”
“好。”
麻醉之后,手上没什么感觉。手术的时间比我想象中长,我躺着听见医护人员说话,偶尔有人提醒我放松。结束后,我被推回观察区,右手包着敷料,手指还能活动。
我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并没有立刻落地。手术只是把已经压迫的地方处理了,神经恢复还得慢慢等。医生叮嘱我按时复诊,照要求活动,不要因为感觉好一点就随便用力。
我把这些话一条条记下来。以前医生说的话,我常常听一半就走,这回我一字不落地记在纸上。
回家后,右手暂时不能使劲。小苏每天看下班时间,能来的时候就过来做饭。她没再说“谁来管”,我也没再说“你别管我”。她下班晚时,我和老伴就把饭菜简单热一热,不把照顾我的事变成她一个人的责任。
术后头几天,我用左手吃饭,动作慢,勺子也偶尔会滑。老伴坐在我对面,帮我把碗往近处挪。我嫌他盯得太紧,他就说:“医生让你慢慢来,我盯着你才不会急。”
小苏有一次给我做了面条,临走前问:“今天麻得怎么样?”
我停了一下,认真感受右手,再回答:“比昨天轻一点,手指还是木。”
她点点头,在手机上记了下来。
我笑她:“还记这个?”
“记一下复诊好告诉医生。”
我没说她小题大做。换作从前,我会说“没事”,让她不用操心。现在我开始分清,真正让人操心的不是我说出不舒服,而是我一直说没事,直到情况变得更严重。
复查时,方医生问我手术后的感觉。我说夜里麻醒的次数少了些,右手还使不上力。
“恢复需要时间,神经受压这么久,不要急着拿手术效果和以前的手比。”她说,“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按医嘱复诊和训练,避免过度用手。”
我问她大鱼际还能不能长回来。
她没有说一定行,也没有让我绝望,只说:“不一定能完全恢复。先把神经受压的问题处理好,剩下的看恢复情况。”
我点头接受了这个答案。
回家的路上,小苏问我:“你是不是还在想那块肌肉长不回来?”
“是有点想。”
“那也没办法急。”
“我知道。我现在至少知道它为什么麻,也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她低头看了我一眼:“你那天说以后不瞒着,得算数。”
“算数。”
第二次复查前,我试着自己扣开衫的扣子。右手拇指和食指还是不够灵活,扣了好几次才扣上。我没生气,也没把衣服一扔。做完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医生,问是不是正常。医生让我继续按指导训练,也提醒我不要过度重复。
我把这事告诉家里人时,老伴说:“能扣上就是进步。”
我说:“还得扣好几次。”
“那就扣几次。谁一上来就什么都会?”
他说完,自己也笑了。
儿子后来单独找我,说:“妈,以后我每半年带你做一次体检,你别推。”
我先想说“你那么忙”,话到嘴边停了一下。
“半年一次太频繁的检查,不一定都需要。”我说,“但该做的检查,我会去。你问我身体怎么样,我也不只回你一句挺好。”
他点点头:“那你要是真的不舒服就说。”
“我会说。”
我们都没把这件事说得很漂亮。可从那以后,他打电话会多问一句我的手怎么样;我也不再只回答“还行”,会告诉他夜里麻没麻,筷子能不能拿稳。小苏下班来吃饭时,有时也会问复诊日期,我开始自己记在日历上,不必等她提醒。
有天晚上,老伴照常给我揉手腕。医生没说让他用力揉,他也不敢乱按,只是帮我活动活动手指。
我说:“你轻点,手术才做不久。”
他立刻把手收回来:“那还揉不揉?”
“轻轻动一下就行。”
他照做了,边动边说:“让你拖,让你拖。”
我听着,觉得挺好。
这句埋怨里有心疼,也有他自己的后怕。我没再拿“你腰不好,我不想让你操心”去挡。那不是替他考虑,是我替他做了决定,还让他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担心。
右手现在还在恢复,勺子能拿,筷子还不太行。肌肉没有一下子长回来,麻木也没有在手术后立刻消失。可夜里把我麻醒的次数少了,手指一点点有了力气。我能做的,是继续复诊、按要求训练,也在感觉不对时告诉家里人。
我姓孙,今年五十九岁,退休前做会计,右手麻了快六年,一直以为是颈椎病。
直到上个月陪小苏去拿体检报告,我走进神经内科,做了肌电图,才知道手腕里的神经早已受了重压。那次检查没有替我补回失去的六年,却让我停下了继续拖延。
以前我总觉得,忍一忍是不给家里添麻烦。现在我明白了,隐瞒不等于不麻烦;等到手拿不住东西,才说出来,才是真的让所有人措手不及。
有一天我又坐在阳台上,右手搁在膝盖上。太阳照在掌心,我仍然能感觉到一点钝钝的麻。我没把它藏起来,也没假装没事,只给小苏发了条消息,告诉她今天手指活动时有点不舒服,问复诊时要不要一起问医生。
她回我:“记下来了,复诊时问。”
我看着那几个字,慢慢把手机放下。
这只手替我做了六年的饭,洗了六年的衣服,拿了六年的筷子。我以为它能一直撑下去,就一直不肯看它。现在它还没完全好,我也还在恢复,可我终于开始管它了。
不是等到更严重的时候才说,也不是怕麻烦就把疼痛咽回去。
这一次,右手麻了,我会告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