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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巴鲁克:华尔街“独狼”接管战争机器与一战工业总动员


伯纳德·巴鲁克:美国金融家

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投机大师、六任总统顾问。他不是将军,没打过一枪;也不是学院学者,没有成体系的经济学著作。但他在一战期间干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把华尔街的市场嗅觉与国家权力结合,搭建起美国历史上第一套完整的战时工业总动员体系。


后世很多人只记得他是那位在1929年股灾来临前及时离场的传奇投机客,却常常忽略:1917—1918年,他已是华盛顿眼中“最懂如何把钢铁转化为弹药”的人。


一、生平:周薪3美元到华尔街独立金融家


1870年,巴鲁克生于南卡罗来纳州坎登,父亲是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医。十岁全家迁居纽约,他考入纽约市立学院,19岁进入华尔街做跑单员,周薪仅3美元。


靠着对大宗商品与股票周期的敏锐判断,他做糖业、烟草、铜矿投机起家。25岁成为纽交所席位合伙人,30岁资产突破百万美元。他协助古根海姆家族整合铜业资源,参与烟草托拉斯重组,但始终拒绝依附摩根、洛克菲勒两大财团,保持独立投机者身份。


1916年,威尔逊总统邀请他加入国防咨询委员会;1918年3月,他出任战争工业局(War Industries Board,WIB)主席,正式从华尔街走进联邦权力核心。


二、战争工业局:为美国产能装上总调度开关


1917年美国正式参战,国内工业还处在混乱的自由竞争状态:军方、私人厂商各自竞价抢夺原料,钢铁、铜、橡胶价格暴涨;大托拉斯囤积资源,小企业拿不到订单,军需生产进度被资本博弈拖慢。


巴鲁克接手战争工业局之后,把这个机构改造成名副其实的“工业司令部”:


1. 原料分配权:钢铁、铜、煤炭、橡胶等战略物,统一制定配给方案,优先保障军需;

2. 价格管控权:同钢铁巨头埃尔伯特·加里谈判,锁定军需品定价,限定行业合理利润;

3. 产能转化权:推动民用工厂快速改造,汽车厂生产飞机机身、纺织厂赶制军装;

4. 产能整合权:合并低效产线,叫停重复建设,避免资源浪费;

5. 统计监测权:搭建全国原料、产能、订单台账,终结各部门无序指挥。


巴鲁克在国会听证会上直言,威尔逊总统授予他极大权限,有权接管关键工厂。在他主导之下,战争工业局统筹了数百亿美元规模的军需采购,只用一年多时间,让美国从装备紧缺的参战国,变成源源不断向外输出物资的“民主国家兵工厂”。


三、钱从哪来:战时税制改革,不让资本独吞战争红利


庞大的战争机器运转,离不开巨额财政支撑。依托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威尔逊政府配合战时动员,对税收体系大刀阔斧改革,核心就是三部分:


1. 个人所得税大幅上调1917—1918年两次修订税法,拉高累进税率,高收入阶层边际税率显著提升,中产阶级首次大规模承担联邦税负,拓宽国库收入来源。

2. 超额利润税(战争利得税)1917年正式开征,针对企业超出战前基准利润的收益征税,1918年最高税率接近60%。这套税制的核心逻辑直白又尖锐:国家青年奔赴前线流血牺牲,资本决不能靠着战争牟取暴利。

3. 遗产税与战时公债配套提高遗产税征收力度,同时大规模发行自由公债,把民间闲置资本导入国库。美国一战财政大致三分之一依靠税收,三分之二依靠战争公债,“资本共同承担战争成本”成为当时主流的政治共识。


四、多线协同:食品、铁路与整套国家战争管制网络


巴鲁克主管工业动员,但美国能够完成全面战争转型,依靠的是一整套互相配合的战时管制体系:


- 美国食品管理局(赫伯特·胡佛主持):管控粮价,推行“无肉日、无麦日”,扩大粮食产量,同时向欧洲协约国输送物资;

- 美国铁路管理局:战时接管全国铁路,统一车次调度与运价标准,杜绝铁路财团垄断运力、抬高运费;

- 燃料管理局:统筹煤炭、石油配额分配,平衡民用与军工能源需求;

- 国家战争劳工局:制定工资标准,承认工会集体谈判权利,换取工人承诺不发动罢工,稳定后方生产;

- 公共信息委员会(CPI):开展舆论动员,宣传战争目标,引导民众支持参战;

- 《间谍法》《煽动法》:收紧国内舆论环境,压制大规模反战活动,保障动员秩序。


分工十分清晰:胡佛管粮食、政府管铁路与劳工、宣传部门管舆论,巴鲁克主管整条工业生产线,决定原料去向、工厂产能与利润分配。


五、历史地位:把进步主义监管,真正落地战争经济


进步主义运动的前半程,塔贝尔扒开垄断账本,诺里斯冲击党内特权,威尔逊推动建立美联储、出台反托拉斯法案,聚焦国内经济规则重塑。而巴鲁克,第一次把进步主义“约束资本、强化公共治理”的理念,完整转化为国家级战时统筹模式。


他给后世留下几条核心思路:


第一,完全放任的自由市场,无法应对现代总体战争;


第二,垄断资本可以存在,但战时必须接受公共定价与资源管控;


第三,税收不只是财政工具,更是调节贫富、实现分配正义的手段;


第四,政府跳出单纯裁判角色,成为经济生产的统筹调度者。


巴鲁克的影响跨越数十年:罗斯福新政里的产业复兴方案,大量借鉴战争工业局的运作经验;二战前夕,他提交工业动员预案;1946年,他提出管控原子能的“巴鲁克计划”。如今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便是以他命名,纪念这套“市场与国家协同”的治理思路。


六、重看巴鲁克


巴鲁克从不掩饰自己的商人底色,他公开坦言:“我本质就是一名投机者。”


但他把投机练就的洞察力转化成公共治理能力,做到了两件大事:看透供需规律,敢于设立硬性规则。


一战之前,美国社会普遍怀疑政府能否有效管控庞大工业体系。巴鲁克用短短18个月给出答案:自由市场可以支撑战争,但想要赢得现代总体战,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统筹。


他没有写揭露黑幕的报道,没有投下反战反对票,也没有在国会掀起政治风暴。他只是游走在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把“效率”翻译成国家生存。


进步时代收尾阶段,美国拿到三件影响深远的制度武器:美联储掌管金融,联邦贸易委员会规范商业行为,巴鲁克主导的战时工业局,开创了国家统筹工业生产的先河。自此之后,再庞大的资本巨头,在公共危机与国家利益面前,也必须接受监管、交出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