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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媒:韩国“唯一保持领先的技术”,也被中国反超了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近期向国家科学技术咨询会议提交了《2024年度技术水平评估结果(草案)》。评估覆盖韩国重点布局的11大领域、136项核心科学技术。

结果显示,2022年至2024年间,韩中两国的技术差距进一步拉大。韩国在战略技术领域唯一保持领先的二次电池,也已被中国反超。

这份评估以全球技术水平最高的美国为基准。2024年,韩国与美国的技术差距为2.8年,中国为2.1年,韩中之间相差0.7年。

韩国在2022年首次被中国超越,当时差距仅0.2年,两年后又扩大了0.5年。若以美国为100%,欧盟为93.8%,中国为86.8%,日本为86.2%,韩国为82.8%。

评估方法包括对五个国家和地区论文与专利的定量分析,以及1180名专家的问卷评价。

被追赶的并不只有韩国。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布拉德·塞策在与美国评论员埃兹拉·克莱因的一次对谈中,把中国在先进制造业接连取得优势的现象称为“第二次中国冲击”。

两人讨论的对象主要是美国、欧洲(尤其是德国)和日本。核心问题是,原本的领先者正在一个又一个前沿领域被追上,甚至被超越。

克莱因认为,这与“第一次中国冲击”截然不同。2000年代初,中国出口激增,产品主要是家具、家电、服装等相对低端的制成品,美国当时普遍认为这些并非未来产业。

如今,中国在电动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领域占据主导,优势还延伸到人工智能和开源模型等非传统制造领域。在他看来,这将改变地缘政治和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欧洲作为经济基石的制造业正受到挤压。

塞策把第二次冲击的起点定在2021年中国房地产市场下行。按他的说法,中国有关部门担忧房地产投资过度,出台了限制房企融资的“三条红线”,效果超出预期,市场随之大幅下滑。

为对冲影响,政策层面引导银行体系为新一轮制造业投资提供融资,重点是电动汽车等前沿行业。凡是依赖进口、被视为存在脆弱性的领域,都成了投资重点。

塞策列举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经济增速约为3%至4%,另有1.5至2个百分点的增长来自净出口。中国向全球出口大量汽车,为世界供应电池,还成为盾构机头号出口国。

出口早已不限于消费电子,几乎涵盖各类机械。与此同时,中国进口基本停止增长。疫情后几年,尤其是人民币贬值之后,中国出口增速一度达到全球贸易增速的两到三倍。

汽车是最直观的例子。按塞策的说法,中国汽车进口过去每年约100万辆,如今不到50万辆。

同一时期,汽车出口在五年内从不足100万辆增至1000万辆。类似的转变发生在多个重工业部门,使中国与日本和欧洲形成正面竞争。

欧洲制造业核心地带的经济因此表现不佳,美国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克莱因援引塞策的文章指出,过去40年美国在全球产出中的份额相当稳定,中国崛起主要发生在其他七国集团国家身上。德国就是典型。

它没有大举转向软件平台,而是保留传统制造业并注重出口。全球金融危机后,德国对华出口的制成品接近其GDP的3%,主要是盾构机、高端轿车、豪华SUV和飞机,与中国产业的重合度很高。

随后,中国电动汽车产业在大量政府支持下迅速起飞。德国企业也在欧洲尝试生产电动汽车,但始终未能像中国同行那样打开全球局面,成本上也缺乏竞争力。

塞策说,结果是德国对华出口下降了约相当于其GDP一个百分点的规模。全球金融危机后对华销售带来的优势,就这样变成了劣势。

德国经历的是市场份额的变化,韩国的评估则从技术层面呈现了相似走势。在136项技术中,有50项属于国家战略技术。

在这些技术上,韩国与美国的差距为2.6年,中国为1.4年。2022年至2024年,韩国把差距缩小了0.4年,中国同期缩小了0.8年。也就是说,韩国并非原地踏步,只是中国追赶得更快。

中国为何能这么快走到前沿?塞策认为,这是一个逐步形成制造业“临界规模”的复杂过程。

以电动汽车为例,它是“智能手机与汽车的结合”,前提是会造车。福特、通用、大众等外国车企进入中国时,须与通常是国有的中国企业合资。

中国长期征收25%的汽车关税,丰田等企业也纷纷通过合资绕开关税。

外国车企希望零部件供应商也来中国生产高质量零部件。供应商在中国学会生产后,成本大幅降低,并开始用这些零部件出口全球。

因此,早在中国企业掌握电动汽车之前,中国就已具备世界级的零部件生产能力。按塞策的说法,中方对合资成果总体满意,但不满于本土品牌竞争力不足,于是决定抓住电动化转型的机会。

塞策描述,一旦某个领域被列为优先方向,有意进入的本地企业就能获得信贷,国有银行体系被动员起来,地方政府投入资金,大量小企业随之涌现,本土电池产业也同时得到扶持。特斯拉进入中国时没有被要求合资,但为获得上海地方政府支持,须满足本地化要求。

其在华生产车辆的本地化率达90%,服务特斯拉的供应链也能服务其他企业。

中国推出消费补贴时,起初要求车辆和电池都在中国制造,同时支撑了电池产业和自主品牌。塞策总结说,这场爆发式增长建立在三重基础之上:西方零部件企业迁入、模仿与效仿,以及大量产业政策。

他还认为,其他国家如果只是完全敞开大门,可以得到便宜的汽车,却不会因此得到电动汽车产业。

电池恰恰是韩国失守的一环。韩联社提到,2022年韩国在二次电池领域独居第一,领先0.9年;到2024年,中国已跃居第一,韩国落后0.2年。

塞策则从产能角度看待这一领域。他把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界定为:中国产量超过国内吸纳能力,且全球产能已超过需求时仍在扩产。

在他看来,中国电池产能是当前全球需求的数倍,其他国家几乎没有进入空间。

汽车方面,塞策称中国具备生产5500万辆汽车的能力,接近全球需求的三分之二。仅凭已建成的产能,中国就能供应整个欧洲约1000万辆的市场。

中国目前供应欧洲汽车市场的10%,他认为未来可能达到70%。他也承认,有人把这看作新进入者取代旧产能的正常市场运作。

同时,他提到中国国内汽车需求下降约20%,车企因此转向出口。

对被追赶的国家而言,塞策认为,如果只追求短期消费者利益,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和光伏产品确实合理,但这忽略了另一面。一个行业突然消失,会重演第一次冲击时的社区衰落。

劳动者很难转向对华出口部门,只能流向服务业。欧洲大量研发和创新源自汽车业,失业者可能转入创新更少、薪资更低的部门,长期拖累经济。

半导体领域也出现了类似信号。韩联社报道,2022年韩国在半导体与显示领域位居第二;2024年,韩国落后美国0.7年,中国落后美国0.8年。

但在技术水平占比上,中国为91.5%,略高于韩国的91.2%,报道称中国实现了反超。塞策认为,中国的目标是复制完整的芯片生态,既能造设备也能造芯片,并达到前沿水平,但最终能否实现仍不确定。

克莱因提到,英伟达等方面认为,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美国芯片并非坏事。但即便美方放宽出口,中方对英伟达芯片兴趣不大,自主研发已有进展。

塞策担心的是,随着时间推移,其他国家可能先对中国模型形成依赖,而中国芯片则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因此,他主张在这一领域保持谨慎。

人工智能被视为可能的“第三次中国冲击”。克莱因认为,美国在AI上仍有实际领先,但中国开源模型实力很强、差距很小,价格和运行成本更低。

中国芯片不如美国,却能投入大量能源,数据中心建设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受地方抗议拖累。塞策认同这种可能。

他认为AI“胜负未定”,市场可能高度竞争,也可能由中国主导;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冲击美国利润最丰厚、高端就业最多的部门。

被问到这一切是否不可避免时,塞策说他不这么认为,但要避免在中间品和最终产品上日益依赖中国,需要相当大的变革。他设想欧美加强产业政策协调,把安全同盟延伸为经济同盟,形成足够大的中国以外市场,以支撑不依赖中国零部件的电动汽车和磁体产业。

这只是他个人的政策主张,能否落地同样存在不确定性。

从德国的高端轿车和盾构机,到韩国曾独占鳌头的二次电池,再到美国仍在领跑的芯片与人工智能,原有领先者面对的是同一种变化:中国在一个个前沿领域缩小差距,乃至实现反超。

韩国评估中0.7年的整体差距和电池领域0.2年的落后,与塞策描述的汽车、电池格局指向同一方向。对追赶者和被追赶者来说,这场竞争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