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最高时速120公里的绿皮火车上，挤着一群皮鞋擦得锃亮、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人。他们不像赶车的学生，倒像谈生意的老板。

可飞机坐不了、高铁上不去，这趟慢车成了他们唯一的脚力。里头有个45岁的武汉汉子叫程鑫，背着2000万债，一坐就是11年。

长江日报10月18日报的这事，看完心里堵得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可一个拼了命想还债的人，怎么就把路走得这么窄？

中秋夜那趟慢车

9月25号是中秋，晚上7点15分，武昌站的月亮挂在天上，别人家围着月饼桌子团圆，程鑫一个人背着包上了K146。这趟车到十堰要六个多钟头，准点是次日凌晨1点23分。

武汉到十堰每天53趟车，47趟是高铁动车，最快一小时57分就到。他坐不了，只能挑最慢的那趟。

车厢里全是拎月饼礼盒回家的旅客，他抻平灰色T恤，掏出自带的月饼，就着一瓶橘汁，就算过了节。

对面坐个搞工程的中年男，一眼看出他是同行，俩人就聊起来。绿皮车上这种打扮的，十有八九都是被"限高"的欠债老板。

下车各奔东西，谁也不问谁姓名。程鑫跟记者讲，欠着钱还肯往外跑的，都是抱着一线念想，想把账还完从头再来。

可背着一身债，资源精力都跟不上瞬息万变的市场，翻身哪有那么容易。这话听着平淡，其实是一个人摔了11年才磨出来的实在话。

讲真，看到这一幕心里不是滋味。大家一提"限高"，第一反应是老赖就该治，这话没毛病。可程鑫这种情况呢？

11年没断过还款，手机号码20多年没换，就怕老客户找不到他。75岁的老父亲换上洗发白的工作服，在车间带几个老伙计赶货，老母亲蹲旁边分拣配件。

一家人没跑没藏，就在汉江边那1200平米的旧厂房里，靠一辆满是划痕的五菱面包车运货，一分一分地攒钱还债。

这种人和"有钱不还"的老赖，真能算一回事吗？

从年销2000万到负债2000万

程鑫和父亲1992年接手这家汽配厂，主打产品一度是国内拳头货。2009年赶上政策扶持，他贷款600万扩产，年销售额一下冲到2000万，产品卖到东南亚、南美。

那几年摊子铺得欢，资金周转不开，就靠拆借硬撑。2015年，资金链啪一下断了，负债超过2000万，117个债权人轮番把他告上法庭。

一夜之间，优秀企业家的光环没了，工厂被查封，员工散了一地。

他自己复盘，战略上当年那步棋不算错，销售额确实翻了番，市场从武汉铺到全国再铺到海外。错就错在步子迈太大，资金和管理没跟上，按武汉话讲叫"打瓦了"。

可生意场上就是这样，决策对了一半，结局照样能把人摔进泥里。妻子顶不住这种日子，离他走了。

他跑过外地躲债，走投无路的时候动过轻生的念头，被人救回来之后才咬着牙说，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输了认，欠钱就得还。

妻子这一走，外人听着可能觉得凉薄。

可设身处地想想，一个普通女人陪着丈夫过了十几年风光日子，忽然天塌了，117个债主上门，工厂封了，存款没了，她选择离开，谈不上什么大恶，就是普通人扛不住。

真正该琢磨的，不是骂一句"大难临头各自飞"，而是一个人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身边能留下的往往只有年迈的爹妈。

程鑫没怨谁，这一点反而让人敬重——他把账算在自己头上，没把责任推给跑掉的人。

"活封"留的那口气

117起案子压过来，按常理工厂资产一拍卖，债权人和债务人全得血本无归。

就在这时候，武汉硚口区法院的执行法官徐文娟换了个法子，叫"活封"：资产不许私卖私毁，但工厂接着生产，每月从营收里按比例提钱还债，计划2020年底结清。

这一招等于给快断气的工厂插了根氧气管。后来徐法官人走了，执行法官换了好几茬，程鑫还款的日子一天没断过。

他还钱还分先后：员工工资先结清，个人借款主动谈还本减息，银行贷款按惠企政策申请延期减免。

到2019年3月，他累计还了39次共1120万，57起官司里46起顺利结案。眼看要熬出头，疫情来了，工厂直接停摆，最难的时候他跑去医院打零工、帮居民跑代购。

好在减税降费、贷款延期这些政策接连落地，又一次把他从谷底拽了回来。

截至今年9月，他已经跟九成以上债权人达成和解，债权人从一百多人缩到十几个人。粗算一笔账，2000万的债还得只剩600多万，其中400万对应三套抵押的房子。

也就是说，11年他实打实还了1400万。45岁的人，发根已经透出白来，染过的头发补都补不赢。他说争取再拼几年，把剩下的清完，过回正常人的日子。这话不豪壮，可比任何豪言都沉。

限高也该留一扇窗

可程鑫这11年，难就难在被"限高"卡得死死的。不能坐飞机坐高铁，光是路上就耗掉大把时间。

8月22号暑运高峰，他去西安只买到站票，花35块在餐车买份盒饭才换个临时座，硬生生坐了将近12个钟头。

高铁两个多小时的路，他下车时脚底像踩棉花。9月7号又跑浙江，义乌、宁波、金华转一圈见几十个客户，回武汉歇一天，中秋又直奔十堰。

白天见客户，晚上赶火车，合作十几年的客户峰总都直说佩服。

更要命的是营业执照年审和公开招标资质。

2020年底一个汽车集团几百万的汽配项目，他就因为资质问题被一票否决。向上的路直接堵死，只能靠老客户接二包三包的小单子，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磨。

武汉理工大学的申来津教授话说得直白，限高本来是打恶意逃债的，不是为难有还款意愿的经营者。

现在这种"一刀切"，反而让欠债老板越跑业务越耗时间，越耗时间越难挣钱还债，陷进死循环。

申教授的建议其实很实在：区分享乐型高消费和跑订单的必要出行，给主动还债的人开放临时申请高铁二等座的通道，其余限制照旧；

按还款进度动态调整惩戒强度，别把人家做生意的门彻底焊死。

这不是纵容老赖，是给"正在还债的人"一条活路。程鑫自己也清楚，当年扩张那步是他拍的板，错了就得认。可一个人认了错、还着钱、拼着命，社会能不能多给他一分喘息？

9月26号晚上7点47分，K644次驶离十堰站，程鑫揣着两份新订单往回赶。6个多小时后，这趟慢车又一次滑进武昌站。

11年，他把自己坐成了绿皮车上的老熟人。有人说这是诚信故事，有人说这是制度困局，其实都是。

一个普通老板摔了跤没跑，一个老父亲75岁还在车间烧焊，一个执行法官当年那声"活封"，串起来就是一句老话——欠钱要还，可还债的路，也该让人走得通。

官方信源

上观新闻（转长江日报原文）：http://www.shobserver.com/staticsg/res/html/web/newsDetail.html?id=1198224&sid=11

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4302934

闪电新闻（山东广播电视台）：https://sdxw.iqilu.com/share/YS0yMS0xNzQ1MjM1N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