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今言史
本文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中伊建交55周年的节点上,伊朗议会议长兼中国事务特别代表加利巴夫的一篇文章意外掀起了不少波澜。
他表态说,中伊关系需要从“纸上谈兵”走向“落地执行”,并强调中方需要在经济合作上拿出更多“硬动作”,虽然这番话似乎意在推动合作,但更多地反映了伊朗对中方的一种施压期待。
然而,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中国,而在伊朗自身。如果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中国没有欠伊朗什么,更不存在所谓“4000亿美元合作”的承诺,反倒是伊朗自身的内部问题卡住了中伊合作的大门。
中伊的合作,其实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能源领域,中国早已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
但除此以外,要真正推进更多如基础设施、产业园区等深化合作,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是雷声大雨点小?答案不仅仅是美国的制裁,更关键的是伊朗内部的掣肘因素让实际合作屡屡被中断甚至搁浅。
让我们先看看这所谓的“4000亿美元合作框架”,2021年3月27日,中伊签署了一份名为《中伊全面合作计划》的文件。
这份协议涵盖了能源、基础设施、电信等多个领域,有效期长达25年,然而,它本质只是个框架性文件,列出了合作的方向和领域,却并未形成任何约束力或投资承诺。
换个更直白的说法,这只是画了蓝图,但具体落地的工程内容还需要一一谈判、论证、协议签署,才能一步步推进。
至于那个“四千亿”的天文数字,更多源于外媒的夸大和伊朗官员的想象,中国政府从未承诺过这个规模的投资,而伊朗内部也并没有兑现充分的合作条件。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中伊合作的现实情况,过去近20年,中国对伊朗的直接投资其实总额并不大,据官方统计,从2007年至今,中国对伊朗累计投资仅不到50亿美元。
如果对照那个传闻中的“4000亿”,不到1%的完成度几乎是个讽刺,可即使是这50亿的项目,背后都困难重重。
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克服美方制裁压力,另一方面更受到伊朗内部环境的严重掣肘,换句话说,中国并非不愿意开展大项目,而是伊朗自身的条件让推进变得困难。
造成这一状况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的制裁,而是伊朗国内的经济垄断格局,过去十多年来,伊朗革命卫队逐渐强化了对国家经济的控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
你可能想象不到,伊朗的很多国有公司、能源企业甚至基础设施招投标,其背后实际掌控权都落在革命卫队手里。
而这些企业普遍缺乏透明度,不光股权结构混乱,资金流更是藏在法律、税收体系以外,这种高度不透明、不规范的经济环境,对中方企业来说是个致命的合作风险。
进一步来说,伊朗的经济特性决定了两种业务差异化生存,第一种是能源贸易,比如出售原油。
这类合作链条短、参与者少,且革命卫队本身是直接的利益攫取主体,反倒容易成功推进——即便使用灰色通道,也别管外界说制裁有多压制,这部分合作依然得以稳定运转。
但第二种业务,比如基础设施建设的长链条合作,那麻烦可就来了,相比能源贸易,基建领域涉及面广,需要招投标、资金穿透审计、合同履约透明化。
这让革命卫队非常不适应,因为这一切都威胁到了他们对经济的绝对掌控地位,甚至可以说,越是高透明度和规范化的合作越有可能揭露伊朗体系的种种弊端,这自然成了革命卫队无法容忍的底线。
此外,伊朗内部派系分裂也是一大问题的根源,表面上,伊朗总要对外展示其团结姿态,但实际上,保守派与改革派关于对华合作的分歧非常深。
改革派希望通过中国这样的合作伙伴,突破美西方的制裁封锁,重振经济,但保守派多半口头支持“向东看”的政策,其实背地里并不欢迎大规模外资进入。
尤其是涉及革命卫队等核心集团利益的领域,换言之,中国就算提出再多合作倡议,伊朗在内部审批过程里拖延、反复修改甚至翻盘,都会让项目无法真正铺展开。
而这次伊朗议长加利巴夫让中国“行动起来”的喊话,更多是他的外交姿态,这其实跟沙中复交的成功调解案例不无关系。
2023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重新建立外交关系,这让中国在中东的调解者角色站稳了脚跟。
这也给伊朗高层一个启发,如果再加强同中国的战略关联,或许能让伊朗从中获益更多,但伊朗方面显然对中方的期待过高。
加利巴夫在文章中明确提出,中国需要介入地区安全秩序、参与西亚地区的新结构重建,同时推动经济项目投资快速落地。
换句话说,他们把从区域安全到政治协议再到大工程投资的需求全推向了中国,作为解决本国问题的备用方案,这样的诉求,说是“胃口太大”毫不为过。
站在中国的角度看,合作的大门从未关闭,甚至在伊朗最困难的时期,中国一直在通过购买原油、灰色金融支持帮助其经济渡过难关。
数据显示,目前伊朗80%以上的海运石油出口,都由中国买单,这个比例足以说明,中国已经是伊朗最强有力的经济支柱之一。
但与此同时,中国也有自己的原则,例如,中国在中东始终保持中立,不会为了支持伊朗而牺牲跟沙特、阿联酋等其他海湾国家的利益和平衡关系。
更重要的是,中方始终坚持商业合作的底线原则,这意味着合作需要符合市场逻辑,互惠互利,而不会无条件为某个国家买单。
特别是在大基建领域,没有稳定的内部审批机制、清晰的资金审计和合同履约保障,风险根本无法控制,这些问题是伊朗亟需解决的,而不是向中国“施压”。
本质上来说,中伊合作不是没有潜力,而是要先解决伊朗内部的障碍,对于革命卫队经济垄断的松动、透明度的提高、能否真正整合国家资源,都是影响合作走向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对伊朗合作的态度始终是开放的,但理性和审慎的风险评估同样必不可少,至于像“4000亿美元”这样的数字神话,更像是伊朗方面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而非什么实实在在的承诺。
与其拼命对外喊话施压,伊朗更应该先清理自家地板,理顺自己的市场和政策环境,只有这样,25年的合作框架才有可能真正转化成具体项目。
对中国来说,中伊关系是战略合作没错,但战略合作的前提,从来不只是纸面上的友好,更需要扎扎实实互信互利的基础,而这份基础,显然还正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