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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为护住钱学森,他定5个具体安排,每一个都藏着大国远见

时钟拨回到1958年。这一年,赫鲁晓夫突然向中国提出无理要求:要在我国建设长波电台以及联合舰队海军基地。毛泽东脸色凝重,态度极为坚决地拒绝了。事关国土主权、民族底线,他岂会让步?

遭拒后的赫鲁晓夫十分不悦,两国关系降到冰点。随后,中印爆发边境冲突,苏联居然公开站到了印度一边,中苏关系彻底破裂。

就在这同一场对话中,赫鲁晓夫还对毛泽东说:“中国不必自己搞原子弹,有苏联的保护伞就够了,苏联可以保护你们。核武器耗资巨大,中国条件跟不上。”

毛泽东当场拒绝:中国是主权大国,我们要有自己的核武器,用来自卫。如果你们不愿意提供核武器,那就帮我们掌握制造核武器的技术。

毛泽东的话说得非常形象:“这么多人同在一把伞下,是会被淋湿的。”赫鲁晓夫不肯交出技术,毛泽东硬气表态:“那我们就自力更生,自己来搞。”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

这场重要谈话后不久,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单方面中断核技术援助,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

7月份中共开会定下方针:自己动手,从头摸索,准备用8年时间造出原子弹。为了纪念1959年6月这个日子,把原子弹研制任务代号叫做596。

其实在这之前,毛泽东已经开始正式拍板上马原子能、研制原子弹。

这个时间,比1958年长波电台之争、中苏矛盾公开化,早了整整三年多。最初的核心动因是:抗美援朝后,美国多次对中国进行核恐吓、核讹诈。毛泽东的基本判断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目标是打破大国核垄断。”

1956年4月,中央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聂荣臻任主任,直接抓导弹、火箭项目,这是他正式接手间断国防科研的起点。当年10月8日,钱学森成为国防部五院(导弹研究所)的院长,聂荣臻是他的直接领导人。

也从这天起,聂荣臻开始托举导弹这条线,他对钱学森的特殊照顾,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1957年,钱学森就带着五院团队,开始拆解、测绘苏制P-2导弹,也就是后来东风一号的原型。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几百项合作合同。7月28日起分批撤离,9月1日全部撤走完毕,导弹、核科研配套援助全面中断。不仅如此,欧美国家也对我国进行了“技术封锁”,不愿意透露半分知识。

中国的导弹、原子弹研制,瞬间陷入绝境。

两弹陷入绝境之时,恰逢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不少人提出两弹项目消耗太大,建议暂停。聂荣臻两次上书中央:尖端技术不能停,再难也要坚持攻关。毛泽东和中央都予以支持。

顶着压力研制两弹的聂荣臻开始启动举国大协作模式,即打通中科院、各大高校、工厂、科研院所,把全国的工业、科研力量统筹起来,分头攻关配套零件、特种原料,解决“卡脖子”的物料问题。

同时,为了保障生存和科研环境,他开始全力保护科学家。这种“保护”,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尤其对待导弹(火箭)这条线的核心、总负责人钱学森。

钱学森在获悉新中国即将成立消息时,就决心带着自己的先进技术和认知回归,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尽一份力。可美国当局多方阻挠,软禁了他整整5年。后来还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他才和妻子、子女踏上了回国之路,并迅速开始相关科研工作。

钱学森夫妇回国

聂荣臻对钱学森极尽保护,他曾为钱学森做个5个具体安排,以守护他。

第一个安排:给钱学森配备专门的交通工具,规定他身边的专职保卫人员取消节假日。

研究院刚刚成立时,国内公用汽车数量不多,为了解决钱学森出行的问题,聂荣臻紧急下令让秘书解决专车的问题。

秘书最后为钱学森配备了一部天蓝色的美国轿车,他以为聂荣臻一定会满意,毕竟,这样的车子极为罕见且漂亮,整个北京城都只有两辆。就在秘书觉得自己办事特别“牢靠”之际,聂荣臻却直接将快要上车的钱学森拉了下来,还说:“上这辆车就是不要命。”

钱学森吓了一跳,秘书也吓了一跳。聂荣臻和秘书解释说:乘坐稀有且高贵的车辆能够彰显身份,上这样的车等于告知所有人“这台车里的人身份很特殊”,一旦藏在暗处的敌人发现这台车,他们就会对乘坐这台车的人进行加害,钱学森也就非常危险了。

秘书被批评后恍然大悟,明白“越是重要的人,越要避免形成特别显眼的目标。他很快纠正错误,为钱学森重新配备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钱学森与聂荣臻

为了保护钱学森的安全,聂荣臻还规定“钱学森不能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除非聂荣臻本人同意。这当然是为了避免给潜藏的敌人以可乘之机。就连钱学森吃的任何一种食物,都得经过专门检测。

第二个安排:发言让钱学森优先。

聂荣臻和知识分子打交道较多,明白知识分子说话做事容易顾虑。一次试验完毕,王诤与钱学森回京向聂荣臻汇报工作。汇报时,王诤先开口了,把主要情况介绍得很详细,然后,又讲了自己的看法。王诤讲完以后,钱学森也谈了一些具体的意见。

汇报完毕后,钱学森与王诤向聂荣臻告别,之后,他将王诤留下,非常诚恳地说:

“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先让钱学森同志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

王诤听完后笑了,之后汇报工作时,他每次都让钱学森先讲。

第三个安排:为钱学森卸下肩上重担。

钱学森一开始担任五院院长,“当官”要处理的事情多,钱学森不堪重负。作为院长,一些日常的行政业务也占用了他大量的精力。一次,导弹研究院为建托儿所的事,也去向钱学森汇报,连做多少板凳也要他拍板。而有些技术问题,本来应该由钱学森拍板的,而党委却要讨论决定。

钱学森苦恼不已,聂荣臻知道后,直接为他减负:让刘亚楼任五院院长,让钱学森任副院长。同时,还对领导人说:

“有些技术工作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就拍板了,这不行。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

此后,钱学森便可专注科研。

第三个安排:特殊时期,帮钱学森立威信。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许多单位都错误地将运动扩大化,导致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当时很多知识分子都受到歧视。很多欧美回来的科学家,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技术上也没有发言权,钱学森也不例外。

聂荣臻察觉到这一境况后,再度为他挺身而出,他多次找五院科学家进行谈判,表示要发挥老专家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以及情况设计得交给钱学森一把抓,相关技术研究讨论会也必须邀请钱学森参加。

他还强调: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是我们搞导弹的核心,大家要尊重他的专业判断,不能用行政命令去卡技术方案。他公开对众人说:

“钱学森是一位非常忠厚的人,讲话明确老练,我们应该相信他,相信自己的专家,不能因为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归而对他们有所排挤。”

靶场试验出现小问题后,基地行政领导不敢签字,哪怕钱学森判断可以发射,大家也还是犹豫。关键时刻,聂荣臻表态支持钱学森的技术判断,试验顺利成功。这件事等于当着整个科研队伍的面,兑现了“技术问题听钱学森的”承诺,一下子就帮他站稳了脚跟。

第四个安排:定铁规矩保证钱学森等科研人员的营养。

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度紧缺,许多科研人员加班熬夜,营养却跟不上。原因是:他们经常加班到深夜,可能补给的往往只有一碗糖水,这点糖分,根本撑不住高强度的脑力消耗。还有不少人因为营养跟不上,出现了浮肿、视力下降的情况。

聂荣臻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全国都在勒紧裤腰带,中央领导人都主动减少肉食,想弄到鱼、肉、黄豆非常难。他请示总理之后,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空军求援,加拨一批肉、鱼、黄豆、海带、豆油,专门供给一线科研专家,钱学森也在其中。

他还定下一条铁规矩:这批副食品,只分给科研技术人员,行政干部、领导一律不准分,他还要派人下去督查,以免有人挪用。

聂荣臻为了让钱学森等科研人员放开手搞科研,充当了他们的后勤部长。

第五个安排:支持钱学森举荐人才。

1956年2月,钱学森提交了一份《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里头有一份人才举荐清单,清单里的人才包括: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罗沛霖、屠守锷这些后来的航天骨干。

这些人才分散在各处,很多都是哈军工、中科院、各大高校的顶尖技术人才,单位舍不得放人,调人阻力非常大。这可把钱学森急坏了。

聂荣臻看了举荐名单,将名单当成组建五院核心人才依据,拿着名单向中央汇报,争取周恩来的支持。同时,他自己出面跨系统协调,亲自走访各部门,沟通、打报告,走中央调动手续,一步步将钱学森要的人才调入五院。

聂荣臻还给钱学森人事举荐权,定下规矩:技术骨干的人选,由钱学森来提名、把关,行政调动由聂帅这边来推进落实。钱学森后续又陆续递上第二批、第三批名单,补充屠守锷、谢光选等一批技术干部,聂帅全部帮忙上报、协调抽调。

遇到钱学森要用的人才背景复杂、质疑大的情况,聂荣臻也会全力支持,他明确表态:钱学森看准的技术人才,只要爱国、愿意为国搞导弹,就大胆用,不拿出身卡住技术队伍。所谓“不拘一格降人才”,大抵如此。

聂荣臻与钱学森

聂荣臻还支持钱学森挑毕业生,钱学森提出需要大批年轻理工科学生,聂帅协调教育部,从全国高校选拔应届毕业生送到五院,形成“老专家带青年队伍”的梯队。

钱学森只需要负责“识人、点名”,聂荣臻负责“打通关卡、把人调到五院”,两个人配合,才把最早的航天班底搭起来。

看懂了聂荣臻对钱学森的全方位照顾,才真正懂得什么是深层次的“保驾护航”。真正的“保驾护航”,实际就是“替他负重前行”。这种深沉托举,护的不只是钱学森一人,是中国两弹一星的希望。

可叹,今日的世人提到“两弹一星”首先想到的是钱学森、邓稼先等,很少有人知道背后的聂荣臻。然而,这样的结果,或许正是聂帅最想要的。

最高级的守护是:成全别人的光芒,成就民族的底气。荣光归于科学家,责任归于自己。最大的托举,从来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