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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累计排碳4350亿吨缺席气候大会,卢拉点名富国补气候资金缺口!

最近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美国官方代表团缺席。巴西总统卢拉在会见民间团体时,又点名了美国、法国、德国和葡萄牙等富裕国家,要求它们为长期工业化造成的污染承担更多责任,拿出更多气候资金。

卢拉提出的要求,针对的是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排放责任,也指向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现实支出。灾害防御、灾后重建和能源转型都需要钱,美国选择缺席,欧洲国家虽然提供了资金,发展中国家仍在要求更稳定、更容易获得的支持。

卢拉的话带有鲜明的批评意味。他说这些富裕国家享受了工业化带来的好处,也向大气排放了大量污染物。过去,它们曾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环保要求,如今应当履行自己的义务。美国政府没有派官方代表团参加此次大会,卢拉仍然公开提到美国。

会议桌前少了美国的席位,美国长期排放造成的影响和其应承担的责任,并不会随之消失。卢拉采取的是公开施压,要求富裕国家面对已经作出的气候融资承诺,也让大会上的谈判回到一个十分具体的问题,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究竟能从哪里获得资金。


气候变化涉及全球,各国排放的历史却有很大差别。欧美发达国家较早进入工业化阶段,工厂、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长期依赖煤炭、石油与天然气,在积累财富的同时,也向大气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后会长期影响气候,今天出现的升温,包含多年累积排放的作用。因此,讨论责任需要看各国目前排放多少,也需要看过去排放了多少。

根据“全球碳预算”数据整理的平台统计,截至2024年,美国化石能源和工业活动累计二氧化碳排放约为4350亿吨,欧盟27国合计约为3009亿吨,中国约为2851亿吨。这组数据足以显示出早期工业化国家长期排放的规模。

历史排放之外,还有现实的支付能力。富裕国家经过长期发展,拥有较雄厚的财政、技术和融资能力,也更有条件投入防洪工程、预警系统和基础设施改造。不少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有限,公共服务、教育、医疗都需要支出,气候灾害到来后,还得筹钱救援和重建。

卢拉强调发达国家责任,有国际气候合作的制度依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对气候变化是各国的共同任务,发达国家则应根据自身责任和能力率先行动,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等支持。

这一原则并未要求发展中国家停止减排。巴西需要治理森林砍伐和农业排放,中国也在推进能源转型。卢拉强调的是,各国起点不同、能力不同,发达国家不能一面要求发展中国家提高环保标准,一面回避自己已经承诺的支持。


气候资金为什么如此重要,巴西的经历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巴西南部南里奥格兰德州曾遭遇严重洪灾,街道和机场被淹,大批居民被迫转移,农田、交通设施和商业活动受到冲击。灾后恢复需要修复道路、安置居民、帮助企业复工,还需要改善排水设施和预警能力。

一场洪灾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不过,气候变暖增加了部分极端天气发生的风险,发展中国家因此需要提前投入更多资金,减少未来灾害造成的损失。资金短缺在适应气候变化的领域尤其突出。到2035年,发展中国家每年用于气候适应的资金需求约为3100亿至3650亿美元。相比之下,2023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公共适应资金为260亿美元。

两组数字分别对应未来需求和已有资金流入,它们反映出了资金规模与实际需要之间的距离。防洪堤、城市排水网和气象预警系统能够保护居民,却往往难以像电站一样,通过售电收入直接收回成本。私人资本对这类项目的兴趣有限,公共资金因而十分重要。

发展中国家还要面对另一道门槛,就是借钱的代价。气候融资中既有赠款,也有贷款。贷款可以帮助项目尽快启动,但借款国日后需要偿还本金和利息。债务负担较重的国家,即便知道应该修建防洪设施,也可能因还款压力迟迟无法推进。灾后重建同样面临这种困境。洪水冲毁道路和住房,政府为了恢复生产生活去借款,未来又要从财政收入中拿钱还债。下一次灾害来临之前,可用于预防的资金反而可能更少。

因此,卢拉要求富国增加投入,他所关心的不只是公布一串更大的数字。钱能否按时到位,有多少是无需偿还的赠款,贷款条件是否能够承受,地方政府和受灾社区能否申请到资金,都会影响这项承诺的实际价值。


发达国家曾承诺每年共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但这一目标到2022年才首次达到,比原定目标时间晚了两年。此后,发达国家提供和动员的资金继续增加。按照该组织的统计口径,2024年总额约为1367亿美元,其中包括公共资金、出口信贷及通过公共干预动员的私人资金。

新一轮气候融资目标要求,到2035年每年至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和动员3000亿美元,并推动各方将公共和私人来源的相关资金扩大到每年1.3万亿美元。目标提出之后,未来数年由谁出资、出资多少、怎样进入具体项目,仍是谈判中绕不开的事项。

美国官方缺席,使这一讨论少了一位重要参与者。美国既是长期排放大国,也拥有雄厚的财政和金融资源。联邦政府退出《巴黎协定》,又不派官方代表团参加大会,意味着其他国家难以在本届会议上直接同美国政府商谈融资安排和履约责任。美国内部仍有地方政府、企业和民间团体参与气候行动,但这些行动无法自动替代联邦政府在国际融资谈判中的角色。卢拉点名美国,正是把这个缺口摆到了公众面前。

法国和德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它们参与国际气候合作,也长期提供相关资金。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及其成员国2025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323亿欧元公共气候资金,另动员93亿欧元私人资金。

这些投入应当计入实际贡献。卢拉的批评则进一步指向,已有贡献能否覆盖不断增长的需要,以及未来资金是否稳定。据气候资讯机构 Carbon Brief 梳理,德国、法国等重要出资方尚未公布覆盖新阶段的多年期气候融资承诺,发展中国家因此难以提前判断今后能够获得多少公共资金。

对准备建设水利设施或改造电网的国家来说,项目往往需要多年。资金只在某一年出现,或者合同条件迟迟无法确定,政府就很难安排建设和后续维护。卢拉要求富国承担更多责任,也是在要求它们给长期项目提供可以依靠的资金安排。

中国的气候行动在本届大会上受到关注。韩正出席安塔利亚领导人峰会,并参加中方举办的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论坛。论坛期间,中方推出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项目和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并与有关国家及国际机构签署合作文件。


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产业能力也获得了一些国际人士肯定。美国前国务卿克里评价中国绿色能源发展速度较快,呼吁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加快行动。国际环境法律组织ClientEarth负责人则关注到中国环境法律框架和执法方面的进展。

这些评价有具体背景。光伏组件、电池等产品生产规模扩大后,清洁能源设备更容易进入发展中国家市场。一座光伏电站能否建成,除了设备价格,还涉及电网接入、储能、融资和运营,但设备成本下降,确实为更多国家创造了选择。

中国参与南南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设备、项目和能力建设支持。发达国家按照气候公约承担融资责任,也有其明确依据。中国自身也面临继续降低排放的任务。国际研究机构NewClimate Institute肯定了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增长,同时指出化石能源排放仍处于较高水平。持续推进能源转型,将影响中国减排成果,也关系到清洁技术进一步发展和应用。

卢拉此次发言,实际上把大会讨论拉回了资金如何落实。发达国家需要拿出更稳定的多年期安排,提高受灾国家能够负担的资金比例,并让申请程序适应当地能力。气候资金进入电网、防洪、预警和社区重建项目后,承诺才有机会变成普通人能够感受到的保护。

美国可以选择不派官方代表团参会,却无法抹去长期排放形成的责任。卢拉点名美法德等国,所要求的是让拥有较强支付能力的国家拿出与责任相称的行动,让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在应对灾害的同时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