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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不是第一次抢饭碗:两百年前,砸机器的人输了吗?

1812年2月27日,英国上议院。
议员们正在讨论一件事:要不要让砸毁某些纺织机器的人,上绞刑架。
一个年轻人站了起来。
他没有赞美机器,也没有替砸机器的行为开脱,而是把话题拉回那些快吃不上饭的工人:他们原本勤劳、诚实,究竟到了什么地步,才愿意冒着毁掉自己和全家的危险,去干这种事?
这个年轻人叫拜伦。
是那个写诗的拜伦。那天,是他第一次在上议院发表演说。
两百多年后,我们谈论AI替代白领、自动驾驶、人形机器人,常常也会碰到类似的争论。
一边说,效率提高了,新工作迟早会出现。
另一边问:那在“迟早”到来之前,我靠什么生活?
这场争论,织袜工们早就经历过。
而他们留下的名字——卢德派——后来竟成了“不懂技术、反对进步”的代称。
可真正走进那段历史,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反转:
举起铁锤的人,恰恰是一群靠熟练操作机器吃饭的人。
他们不是不会用机器,而是太知道自己的手艺值多少钱1811年,英国诺丁汉郡,破坏织袜机的行动开始集中出现。
参与者中有不少织袜工。他们并不是坐在壁炉旁,拿两根针慢慢织袜子的老人,而是操作织袜机的熟练劳动者。
这种机械,也不是工业革命刚刚变出来的新鲜玩意儿。
英国织袜行业的历史,将机械织袜的开端追溯到1589年威廉·李的发明。等卢德运动发生时,相关技术已经发展了两个多世纪。
换句话说,这些人原本就在技术进步之中谋生。
他们学会控制机器,处理纱线,保证产品质量。很多人花了多年时间,才把一门手艺变成养家本领。
这种投入,和今天一个人花几年学编程、设计、翻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
区别在于,他们的工作台上不是电脑,而是木架、金属机件和针。
手艺也从来不只是“做得出来”。
做得好不好,能不能按要求完成,出了问题会不会处理,都关系到工钱。
但到了19世纪初,一些雇主开始更多使用宽幅织袜机,生产织物,再裁剪、缝制成袜子。这类产品被称为“cut-ups”。
同传统的成形织袜相比,这种生产方式改变了工序,也为使用未完成传统学徒训练、报酬较低的劳动者创造了条件。
当地工人的不满,涉及产品质量、学徒规则,也涉及熟练劳动被压价。
不是所有顾客都肯为更好的袜子付更高的价格。
市场一旦更偏爱便宜货,老师傅引以为傲的细致,就可能变成雇主眼中可以省掉的成本。
手艺没有突然变差,愿意为这门手艺付钱的人却变少了。
这才是许多人最难接受的部分。
如果是自己懒惰、粗心、做坏了东西,至少还知道该改什么。
可现在,认真做了半辈子的事,正在失去原来的价钱。
更糟的是,工人遭遇的并非一场孤立的技术冲击。
英国当时仍卷在拿破仑战争中,贸易受阻,市场萎缩,生活压力加剧。拜伦在演说中就指出,货物积压、需求减少,与机器替代劳动叠加在一起,让困境更加严重。
所以,不能把1811年的局势画成一条简单直线:新机器问世,于是工人失业。
机器、市场和战争挤在同一间屋子里,承受不起的人先被推出门外。
铁锤落下之前,他们也写过信卢德运动不是一家有总部、有统一章程的全国组织。
诺丁汉郡的织袜工,约克郡的剪绒工,以及兰开夏的织工,面对的生产方式和直接诉求并不完全相同。
有人重点反对压低工钱,有人反对直接威胁职业生存的机器。
他们却共同借用了一个名字:内德·卢德。
信件上可以署“卢德将军”,也可以署“卢德国王”。
这个首领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不能当作一个已经被可靠考证、亲自指挥各地行动的真实人物。它更像一个共同使用的名号,让分散的反抗有了可以辨认的声音。
流传最广的画面,是夜里闯进作坊的人,以及砸向机器的铁锤。
被这个画面遮住的,却是请愿、公开抗议、寄给官员和雇主的信。
他们并非从来没想过讲道理。
英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相关材料,甚至把读者带回1808年:议会拒绝保障织工最低工资的法案后,兰开夏罗伊顿的织工与市民曾发出传单。
劳动报酬该怎么定,早在砸机器的浪潮出现前,就是争执的核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破坏机器还有一种很现实的计算。
雇主可以拒绝工人的要求。
但机器坏了,生产就会中断,财产就会损失,继续压价也可能付出额外代价。
在一些地方,砸机器是试图迫使雇主让步的手段。另一些地方,工人则确实希望阻止特定机器的使用,保住原有职业。
因此,把卢德派说成完全不反对机器,也是一种过度美化。
他们砸的是真机器,有时也真想让那些机器消失。
但铁锤为什么落在这里,而不是那里,仍然需要看机器背后的雇佣关系。
用今天的话概括:
卢德派砸的不只是机器,也是自己正在失去的议价权。
这不是他们留下的原话,而是理解这场冲突的一把钥匙。
谁能决定一双袜子的工钱?谁能改变用工规则?谁能从提高的效率里分到收益?
这些问题看不见,也很难砸。
机器看得见。
工人想保住工钱,议会先提高了刑罚到1812年,冲突已经不只是几台机器被毁。
英国政府调动军队,地方官展开追查。卢德派内部要求保密,一些传单以死亡威胁告密者。
局势越紧,行动越危险,彼此越不信任。
也不能因为同情工人的处境,就把这场运动写成一群无辜者只对铁疙瘩发脾气。
1812年4月,约克郡罗福尔兹工厂遭到袭击。
据当时的报道,进攻者使用枪械、铁锤和斧头,厂内守卫开枪还击。袭击未能成功,两名负伤的参与者随后死亡。
枪声一旦响起,讨价还价就越来越难。
对雇主而言,这是财产和人身安全受到威胁。
对政府而言,这是必须压下去的治安危机。
对参与者而言,同伴的血又让退让变得更加痛苦。
就在这一年,英国通过法律,将特定的毁坏织袜机等行为列为可判死刑的重罪。
拜伦反对的,正是这种回应。
他的演说并未否认暴力的存在,而是追问:有没有认真调查困苦从何而来?有没有尝试调解?为什么缓解民生可以等待,加重死刑却如此急迫?
他用讽刺的口气描述那些工人:这些人竟然觉得,勤劳穷人的生计,比少数人通过机械改进获得更多财富还重要。
这段讽刺之所以锋利,是因为双方其实并不是没听懂对方。
争执就在于,什么应该被优先保护。
当工人追问自己还能不能活下去时,议会正在讨论怎样让破坏机器的人更害怕死亡。
1813年1月,约克的特别审判中,17人被处以绞刑;另有参与者被流放。
此后的数年间,相关破坏行动仍有发生,但运动受到沉重打击,未能阻止机械化继续推进。
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德派输了。
可是,若到这里就给故事画上句号,留下的答案就会变成:一群愚蠢的人妄图阻挡进步,终于受到了历史惩罚。
这对解释机器如何普及,或许很省事。
对解释工人为什么走到绞刑架下,几乎没有帮助。
机器赢了,但收益不会自己走进每个人家里把时间拉长,工业化确实极大扩展了生产能力,也带来了新的产业与工作。
廉价商品进入更多家庭,后来的劳动者拥有了早期工人难以想象的物质条件。
这些都是真的。
但一个行业的扩张,和某个老师傅能否保住收入,是两件事。
新岗位可能在另一座城市,需要另一套技能,给出更低的报酬。失业者也可能已经上了年纪,有家人需要照顾,没有积蓄支撑漫长的转行。
宏观叙述里的“劳动力转移”,落到个人身上,可能是搬家、借钱、降薪,以及孩子被迫中断学业。
经济史研究中,罗伯特·艾伦提出过“恩格斯停顿”的解释:英国工业化的一段时期内,劳动生产率提高,实际工资却未同步增长。其具体幅度、起止时间和估算方法存在学术争论,但它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增长的收益,何时才能传到劳动者手里?
社会有时间等待几十年,一个家庭未必有钱等到下个月。
因此,“技术革命先制造失业,再制造新职业”不能当作每次都按时兑现的公式。
岗位消失和岗位产生可能同时发生。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经历的顺序与结果也可能不同。
更不能假定,创造出来的新工作,一定由失去旧工作的人得到。
后来劳动条件的改善,也不是机器越造越好之后,自然附送的礼物。
1833年的英国《工厂法》,对适用工厂中的童工年龄、工时和教育提出限制,并建立工厂监察制度。
最初只有四名监察员,执行力量远远不足,规避法律的情况仍然严重。即便如此,这至少意味着:工厂如何使用人的时间与身体,开始受到更具体的公共约束。
这项改革不能简单算成卢德派的直接胜利。
它来自更长的政治争论、社会运动和制度建设。
但它说明,工业化的道路并非只有“接受一切”与“砸掉机器”两个选项。
机器可以继续运行,使用机器的规则也可以改变。
回到今天,AI带来的就业焦虑,有些确实能从这段历史里找到回声。
一个熟练的文案、设计师或程序员,担心的未必是电脑明天彻底学会自己的全部工作。
也可能只是:当一部分任务变得更容易、更便宜,公司还愿意为原来的岗位支付多少薪水?
这里当然不能把所有大厂裁员都归因于AI,更不能把人形机器人、自动驾驶与生成式AI当成同一种技术、同一条就业曲线。
技术能完成一项任务,不等于企业已经采用;企业采用,也不等于整个职业马上消失。
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估计,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就业处于不同程度受生成式AI影响的职业中。但研究同时强调,考虑到许多任务仍需人类参与,工作被重塑比整个岗位被完全替代更可能发生。
这里的“受影响”,不是“四分之一的人已经失业”。
不过,“岗位还在”也不是所有问题的答案。
如果将来一个人借助工具能完成过去几个人的工作,节省的时间可以变成更短的工时、更高的收入,也可以变成更少的岗位、更高的工作量。
结果取决于需求如何变化,也取决于企业决策、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以及培训和保障能否跟上。
对于个人,学会使用新工具当然有价值。
可如果面对每一场职业震荡,给出的全部回答都只有“你再努力学一遍”,就等于默认:转型的费用、时间和失败风险,应当由劳动者独自承担。
两百年前那些织袜工,原本也认真学过一门当时有用的技术。
所以,那场砸机器运动,谁赢了?
在直接对抗中,英国政府恢复了秩序,机械化继续发展,卢德派未能守住原来的行业规则。长期看,社会生产能力提高,许多后来者受益。
但这些结果,不能让当年失去生计的人自动变成赢家。
当我们再看到“效率提高”四个字,或许可以顺手多问一句:提高出来的那一部分,准备分给谁?
那台织袜机旁的人,等的从来不是两百年后的赞美。
他等的是这周的工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