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智利、比利时宣布合并申办《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简称BBNJ协定)秘书处。按照两国公布的联合方案,秘书处主体设在智利瓦尔帕莱索,信息交换机制的实体和技术基础设施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布鲁塞尔还将争取承办协定附属机构会议。这一变化彻底改变了中国厦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智利瓦尔帕莱索原本同台角逐的竞争格局。
11月12日,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对智利和比利时的联合申办行为提出6方面质疑——不符合协定规定,不符合程序正义,不符合国际惯例,不符合地域均衡,不符合公平竞争,不符合承诺初心。中方认为,两个国家在没有与广大缔约方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将本应由缔约方大会决定的事项进行组合安排,损害了多边决策程序。
全球海洋治理机制中心长期集中在欧美
为什么一个国际机构的选址问题,会引发中国如此明确的回应?智利和比利时为何在申办过程中突然“合流”?这场竞争背后,又折射出怎样的全球海洋治理格局变化?
要理解这场争议,我们首先需要看到一个长期存在的现实: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制度资源和管理中心,长期集中在欧洲和美国。
比如,国际海事组织总部设在英国伦敦,国际海洋法法庭位于德国汉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秘书处设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位于纽约。只有国际海底管理局总部是例外,其总部设在牙买加金斯敦。总体而言,作为全球海洋治理和经济增长重要一极的亚洲地区及广大发展中国家,长期缺少全球性海洋治理机构的管理中心。
那么,一个国际机构的所在地究竟有多重要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学者菲利普·勒比永和泽尔达·拉德福格德2026年3月在《对话》杂志发表文章,专门分析了中国申办BBNJ协定秘书处的意义。两位作者指出,国际机构选址不仅影响各国代表团参加会议的成本,也会影响哪些国家更容易接近机构、参与日常交流,以及哪些议题更容易进入讨论。他们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影响,“接近本身就是一种影响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际机构落户哪个国家,议题就由哪个国家决定。但观察国际机构所在地与政策制定之间的长期关系后,我们会发现,当外交人员、专家团队、会议资源和政策交流中心长期聚集在某地时,此地确实会形成一定的议题制定和政策制定优势。对于亚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BBNJ协定秘书处能够落户厦门,将为其深度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带来巨大便利。
国际环境媒体Dialogue Earth今年7月刊发的专题报道《争夺公海条约主办地之战背后》,也将这场竞争放在全球海洋治理机构的地理布局中观察。报道指出,中国希望通过厦门申办秘书处,推动亚太地区成为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节点。
因此,中国申请BBNJ协定秘书处落户厦门,决不仅仅是争取一个国际机构落户中国。它触及的是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全球海洋治理的地理节点布局,是否应该更加均衡?是否应该改变以欧美为中心的治理格局?
国际媒体认为中国申办条件更具竞争力
从实际条件看,中国拿出了切实具体的申办方案。中国是BBNJ协定最早一批签署国和缔约方,也是协定预算最大的分摊会费缴纳方。中国提出为秘书处提供办公场所和住宿条件,承担前5年相关水电费用,并向BBNJ协定信托基金做出300万美元首期资金承诺,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代表参与协定相关工作。
Dialogue Earth对3个申办方案进行比较后指出,中国提出的资金和运营支持规模具有明显竞争力。该篇报道估算,仅办公和相关运行支持一项,中国的方案就可能为秘书处在5年内节省至少7000万美元。相比之下,比利时虽然也提出承担前5年办公成本,但只承诺向信托基金提供7万美元;智利则表示愿意自费提供办公室,但没有明确承诺期限。
对于发展中国家代表能够更广泛地参与协定相关工作而言,中国的申办条件显然更具吸引力。BBNJ协定涉及公海海洋遗传资源、海洋保护区、环境影响评估、能力建设和海洋技术转让等内容。对于不少发展中国家来说,参与这些机制不仅需要外交人员和科研力量,也需要资金、技术和信息渠道。中国提出向信托基金提供首期资金,正是希望帮助这些国家降低参与门槛。
可以说,中国申请BBNJ协定秘书处落户厦门,既有履行国际义务、支持协定实施的现实基础,也有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更加公平的制度诉求。
智利比利时“合流”背后的政治博弈
然而,就在3个申办方各自争取支持之际,智利和比利时却选择了“合流”。
比利时外交部公布的联合声明称,双方此前在BBNJ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筹备工作中密切合作,共同推动相关机构安排方案。智利媒体的相关报道则显示,两国希望通过整合原有申办方案,提高联合方案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原本分别争取缔约方支持的两个申办方,如今将各自的外交资源和支持基础整合到了同一个方案之中。
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不是说这两个国家不能开展合作,但争议点在于,这种“合流”能否在申办已经正式开始后进行?是否可以随意改变原有方案和竞争条件?其他申办方是否拥有同等调整的机会?联合申办方案能否把不同性质的机构安排捆绑起来,并要求其他缔约方整体接受?这些问题决不能仅凭两个国家的一纸联合声明就解决。
BBNJ协定第50条明确规定,缔约方大会第一次会议应决定秘书处的运行安排,包括秘书处所在地。第51条则规定,协定设立信息交换机制,其具体运行方式由缔约方大会决定,同时明确这一机制由秘书处管理。也就是说,秘书处选址和信息交换机制的具体运行安排,都属于协定框架下需要由缔约方大会决定的事项。
中国外交部此次质疑的关键,正是联合方案将秘书处选址、信息交换机制安排以及附属机构会议地点组合在一起,可能使原本应分别讨论和决定的事项变成一个整体方案。这不仅影响其他缔约方独立表达意见,也可能削弱缔约方大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的权威。
同时,如果按照智利和比利时的方案,未来BBNJ协定的机构运行效率同样值得认真审视。
秘书处是最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信息交换机制是BBNJ协定实施的重要信息平台,二者需要密切配合。如今,两国联合方案提出,将秘书处主体放在智利瓦尔帕莱索,把信息交换机制的实体和技术基础设施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这种跨洲部署会衍生出很多问题,比如秘书处与信息交换机制之间如何协调?技术维护、数据管理和长期运营成本由谁承担?是否有充分依据证明,机构分设比单一中心更加高效?如果连这些基本问题都没有得到充分讨论,就先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方案推向缔约方大会,显然不利于形成真正具有广泛共识的制度安排。
还有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智利最初以全球南方的代表性作为申办的重要理由,联合方案却把信息交换机制的实体和技术基础设施安排在了欧洲。
布鲁塞尔本身就是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地,国际组织、外交使团和政策资源高度集中。如今,一个面向全球公海治理的重要信息平台也被安排在这里。智利虽然获得秘书处主体所在地,但涉及信息获取、科研交流和技术合作的重要基础设施却落在欧洲。那么,所谓全球南方代表性,究竟应该如何体现?全球海洋治理长期存在的地理不平衡问题就此能得到解决吗?
秘书处落户全球南方更有助于推动多边主义
2026年9月25日,77国集团和中国外长会议通过部长宣言,其中明确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广泛、积极参与BBNJ协定,以改善其代表性和决策参与程度,并强调BBNJ协定秘书处应设在发展中国家。
这份文件充分说明,让秘书处落户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能力,是全球南方在多边框架下表达的共同关切。
因此,智利与比利时的联合方案更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全球南方的代表性,究竟是一个地理标签,还是实实在在的制度参与?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推动厦门申办BBNJ协定秘书处,争取的不只是一个国际机构的落户,这背后体现的是中国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推动全球海洋治理机构的地理布局更加均衡,让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多参与国际规则实施的机会。智利和比利时当然可以合作,但双边合作不能替代多边决策,更不能改变公平竞争规则。
2027年1月11日至22日,协定第一次缔约方大会将在纽约召开,秘书处所在地也将在这一会议上进入正式决策程序。谁来承担秘书处职能?秘书处如何运行?信息如何交换?发展中国家如何获得技术和资金支持?这些悬而未决的安排,都会影响协定未来的实际实施。更为重要的是,这将直接关系到国际社会是否能够真正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包容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原文摘自《中国报道》微信公众号